人到中年,职场半坡

|  阅读量 | 分类: 好文分享 | 作者: 转载大师 | 时间:2017年10月29日 11:29

1 甩中年人包袱

“我们可以接管团队,但不可能接管一个老大。”新部门的负责人开门见山地对方勇说。

方勇是高德地图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一年前,他被空降到高德的高管叫到了会议室,告诉他由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他所负责的团队将要合并到另一个部门,并委婉地告诉他,可以跟着一块过去。但新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欢迎他。

双方踢皮球。真实的情况是,他被架空了。他前下属们的工位依然围绕在他四周,只是再也不向他汇报了。他也不敢再主动亲近他们。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士”,他认为这个时候有必要与他们保持距离。新的老板可能会对团队的忠诚度持有怀疑,“你做为老板,不能给人挖坑。”方勇对36氪说。

方勇成了孤家寡人。“混”了一个月后,他主动辞职了。

39岁那年,他成了职场中失意的中年人。

太错愕了。此前五年,他顺风顺水。在他34岁那年,公司的年会上,老板成从武喝了点酒,雄心勃勃地举杯宣誓:“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四维图新,是百度,干掉百度。”那几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兴起,高德传统的车载导航业务正在被手机蚕食。成从武是看到了手机地图的市场。

百度和高德在手机地图市场交火时,两家公司互相挖人,作为经验丰富的业务人才,方勇成了这场战争的受益者。不断有猎头找他,开出高薪、高title。在两边的拉扯中,方勇的职级和待遇也水涨船高。

到了2014年,高德地图开年的战略会上,成从武讲话讲了一半,突然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的时候,他通知所有人:我们被阿里巴巴收购了。

“大家都很高兴,阿里是大盘子,互联网顶级了。我们成为阿里一员,每个人都觉得挺好的。”方勇说。他也在这次并购中尝到了甜头。当时高德在纳斯达克的股价15、16美金,阿里按照21美金收购。高德私有化退市,持有高德股票的管理层个人财富大涨。

但并购带来的兴奋感还没持续多久,整合引发的人事震荡就来了。

收购高德的4个月之后,阿里巴巴又收购了手机浏览器UC,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争储备军火。随后,成从武退居特别顾问,2015年3月,陆兆禧正式“传位”给原UC CEO俞永福。方勇还记得,交接的那天,成从武说自己要撤了,俞永福穿着大短裤,站在一旁,精神奕奕。

俞永福执掌高德之后,对高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业务整合。阿里对于高德没有盈利诉求,因此一些传统的业务部门被解散掉,或是与其他部门合并。工作量不饱和的被压缩,各部门都开始减员。

方勇原本以为凭他的资历,离开高德找下一份工作应该毫不费力,但这段失业的时间整整持续了8个月。

期间有一些总监级的工作找到他,但方勇不愿意接受降职减薪,“我说总监就不要跟我谈。”这加剧了他找工作的难度。一方面,他已经超过职场的黄金年龄,另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职位越不好找,“坑比较少。”方勇说。

在职场的跑道转换中,这是中年人的尴尬。

“这种人(中年人)是最容易被清洗出去的。你的性价比是下降的。”戴尔亚太区前销售总监张思宏对36氪回忆,在他离开戴尔前一年,IT行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整体开始不景气,本土电脑品牌崛起,分割了老牌外企的蛋糕。双重夹击下,戴尔公司在中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控制成本,他们组织了一次裁员。

被裁掉的大部分是中年人。带领着一个规模不等的团队。他们的精力、学习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人,却是公司最昂贵的人事资产。

一个40出头、在戴尔呆了8年的中层管理者,在被通知裁员后面无表情地询问赔偿金。为了体面,刻意表演着镇定。最后,这名员工还是没忍住,质问张思宏: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就没想到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能懂,但我也觉得很遗憾,他还没有参透这个游戏。”张思宏说。他被委派了5%的裁员任务,而这位员工所在的部门中,他年龄最大,拿着除了经理外最高的薪酬。“我也挣扎了半天,实在没办法。我不干掉他,我就会被干掉。”张思宏说。

在张思宏看来,大部分人到了中年,处于企业中层一个普通的管理岗,处境就会比较尴尬。他们往往无法适应公司的快速发展,在行业下沉、公司业务收缩,或是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很容易被“甩包袱”出去。

与十年前戴尔那个时代相比,如今职场里中年人的尴尬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行业更迭、风口变换要快得多。

方勇感到后悔,2015年,滴滴曾经找过他,开出不错的职位和薪水,被他拒绝了。“(当时)我没有任何离开的理由,我们做得蒸蒸日上,我怎么可能跑。搞得我现在非常被动。”方勇说。

方勇有时候觉得,是命运跟自己开了个玩笑。他离开高德之后,曾经跟乐视汽车、万达商业地产都谈到了比较深入的层面。结果乐视轰然倒塌,而万达,不久前刚刚卖掉了价值600多亿的商业地产。

这个时代,个人的职场沉浮,会随着新公司新行业新业务的缺人风口而上升,但这个时代的变化超出以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风口停了、寒冬来了、公司合并了、业务转型了。

即使你目前一切顺利,但隐隐的,你不感到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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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关于“中年危机”调查的回答

2 职业倦怠、焦虑和转型

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中年危机,我们在谈论什么?

京东金融风控负责人张翀第一次感到中年危机,也是35岁前夕。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银行工作了9年,职位只升了1级半。他发现很多公司的招聘都截止到35岁,过了这个年龄,在一些岗位上的竞争力就下降了。他想离开银行,去互联网公司拼一拼,却又担心无法适应体制外的工作节奏。

他知道,“体制外”的工作节奏有多快。在银行之前,张翀还曾在华为工作过2年。他还记得入职第一天,一位老员工带着他,去小卖部买了一个床垫。小时候做仰卧起坐用的那一种,可以折成三折,加班的时候在工位下面铺开,躺倒就睡。张翀身高180,脚会露在垫子外面。

IT行业不景气之后,张思宏从戴尔跳槽到了亚马逊,担任亚马逊(中国)负责客户维护的副总裁。这是张思宏外企职业生涯的巅峰。但不久张思宏认识到,在本土公司的夹击下,外企整体在中国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包括亚马逊。

其中的原因,张思宏认为一方面与外企自身有关:他们从不信任本土团队,不肯把权力下放到本地市场。即便是大区的CEO,通常也只是负责销售的一颗“螺丝钉”。“这种公司之所以成功,取决于有一个好的系统,而不是你个人的能力。”张思宏说。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是由于外企的高姿态无法应对中国互联网复杂的竞争格局。

乐视危机爆发之前,46岁的张思宏从亚马逊跳到了乐视控股。那个时候,亚马逊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张思宏认为外企真的不行了,他想去民企看一看其中的原因。

张翀则跳槽到了京东金融。一些行业在下沉,另一些被催化成为新的行业风口,张翀是幸运的那个。就在张翀犹豫换工作的那两年,AI及大数据兴起,他的研究领域数据分析,一夜间成为了整个互联网都在搭建的基础能力。张翀自己也被这个大潮托起来,成了猎头抢夺的紧俏人才。

毫无疑问,转换跑道会给人带来新的刺激和活力。

跳到京东后,张翀感觉自己进入了职场的上升期。他管理着一支12个人的团队,每天的日程里排满了大大小小的会。只是从业务岗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让他稍微感到有些不适应。“你会觉得,我这一天除了开会,没干什么事啊。”

与银行相比,张翀认为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更加摆在明面上。在银行的时候,大家平时其乐融融,一到晋升,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互联网公司,大家机会更多,虽然看起来竞争也更频繁,冲突更多。

支付宝推出“人脸识别”功能的前一天,京东金融抢先上线了类似的产品。这个产品,在内部是有多个不同的团队同时研发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存在着内部的良性竞争。不同的业务线同时开发一款产品,最后优胜劣汰,胜出者面向大众推广。“对公司而言,我投了3、5份资源,最终出1份。哪怕比一个团队做,只快了一天,也是有价值。因为抢在了同业的前面。”张翀说。

这有时也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张翀的团队有一次开发了一个“用户画像”的功能,走上线流程的时候,被另一个团队抢先推出去了。他从来没听说对方在做,猜想对方可能也不知道他,只是因为对方快了一步,他的工作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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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了互联网这种新行业、本土企业,焦虑并不会停止,并不等于happy ending。

阿里巴巴的HR曾在公开课里讲过一个例子。一个曾经优秀的“阿里铁军”,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后,手里股权套现、财务自由了。之后,工作不再上心,表现大不如前,关心的事情,变成了喝茶玩玉。即使经过了跟HR谈话、转岗之后,也没有进展。

这对部分互联网业中层是个共通问题:人到中年,财务自由或者至少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拼搏?

人到中年的倦怠感,可能都是类似的。张思宏35岁刚刚“中年危机”时,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最后医生劝他不要再来了,“把他也搞郁闷了。”张思宏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发生。他一路升迁,从可口可乐销售市场部经理,一直做到戴尔亚太区销售运作业务部总监。但忽然之间,工作无法让他获得成就感了,加薪变成了一种数字游戏。

“你爬那座山,突然要接近山顶,回头看,不知道为什么爬山了。”张思宏说。

张思宏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偷吃父母放在罐子里的糖果,一下午吃光了一整罐。从此他落下一个毛病,每次见到糖就会打嗝。35岁的时候,张思宏对工作感到了同样的厌倦。

但这个时代的公司,其实很难容忍这种倦怠。

最终,那个财务自由、变得爱喝茶玩玉的阿里中层,被请出了阿里。

今年上半年,华为因裁撤34岁以上老员工受到质疑,张翀认为,很多人曲解了华为的“狼性”文化。加班虽然辛苦,但华为那个时候还有个口号,“3年买房,5年买车。”那是2000年左右,房价还没涨上来,张翀就在华为期间买的房。他省吃俭用,基本拿得出首付。

他离开华为的时候26岁,认为有些老员工确实像任正非说的,“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总要调整人员配比,给年轻人机会。

进入京东金融后,张翀的知识更新焦虑加剧了。

在华为的时候,一位同时兼有管理和专业职级的老领导曾经告诫张翀:一定要专业傍身。管理者的身份随时有可能被撤换,但业务尖子,是不愁没有出路的。张翀的职业理想,就是成为业务顶级的管理者。

但现在,张翀有点担心自己的知识过时。毕业10年,张翀接触到的计算机语言换了十几种。20多岁的时候,他曾经一周时间学会了一门语言。而现在,他的记忆力不比从前,也没有那么高的学习新语言的热情了。“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学的语言,可能是一个下场。”

“向年轻人学习。”最近回母校演讲、给师弟师妹们人生建议时,美团王兴也这么说。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让张翀感到忧虑。不久前,他设计了一个智能化数据分析工具,把原本需要人工花费大半天时间去做的一些计算,由机器按照流程跑一遍就能完成了。这个工具减轻了分析师的工作负担,他的下属们都很开心。但张翀没有告诉他们的是,“这个东西是后面跑着的一只狼,他们如果跑得不快就被吃掉了。”

最近几年,有太多的岗位已经被技术“吃掉”了,张翀说。互联网金融“吃掉”了银行,电商“吃掉”了商场。不久前,京东开发无人车送货,目前在封闭环境内已经可以实现。成本测算后,每单比人工还要低25%。而现在,他们自己开发的金融产品,也正在取代分析师的工作。张翀不禁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们“自己被自己的技术取代”。

3 健康、家庭和人生,哪有什么一劳永逸

张思宏后来在乐视只呆了5个月,就又回了亚马逊。乐视的一些营销手段、对于贾跃亭个人崇拜的文化,以及整个公司的诚信体系都让外企人张思宏感到无法接受。去年乐视“919大促”前一天传出了“收购亚马逊”的消息,张思宏认定,那是乐视为了给年中大促造势,对亚马逊的一次“碰瓷”。

“铩羽而归。”他用这句话,来总结他对乐视的感受:“我加入乐视之前,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把底线拉低。去了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底线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老江湖了,去了才发现,我这算什么老司机,太幼稚。”张思宏对36氪说。

Linkedin中国的CEO沈博阳也在今年离职。他这样谈论这段经历:“曾经沧海,对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发展不看好。搞清楚定位,踏踏实实做做进出口生意,其实挺好。”并且建议:“但凡有能力的中国职场人,有机会多创业,自己说了算,海阔天空。”

创业是把双刃剑。

张磊创业三次,前后8年,没有感到倦怠,没有感到被年轻人威胁,没有感到后悔过,直到他39岁的今年。

张磊的第三次创业,做的是玩家交易虚拟游戏工具的平台,今年7月份开始ICO。ICO市场相当疯狂(可参考36氪报道《50亿美元的空气:ICO疯狂史》),到了今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公告,认定ICO为非法集资。

当天,张磊和三位合伙人关在会议室,整整一天,什么都没吃,相互指责。情绪平静后,他们又开始互相道歉,商讨方案。最后他们决定,尽快办理清退,以后再也不碰ICO了。在此之前的2天,他们为了“托市”投了1000多万进去,也权当交学费了。

开完会已经是凌晨3、4点,张磊铺开睡袋,在会议室的地板上躺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基本世界开始发公告、办清退。十几个投资群瞬间爆了,骂声载道。客服招架不住,张磊亲自上阵,安抚“散户”们的情绪。最多的时候,他1个小时内要回复2000条留言。

因为过度的疲劳和紧张,张磊开始出现头晕、心跳的症状。他去医院检查,甲状腺激素超标19倍,心跳、血压都高出正常值。他原本打算回公司输液,但医生不让他走,“你要走我叫保安。”

病房外临时加了一张床,张磊躺着上面,大大小小的药液,输了14袋。值班医生半夜来看他,撂下一句话,“命都不要了。”那个时候,张磊躺在病床上,第一次对创业感到后悔。

30多岁的时候,张磊认为创业乐趣无穷,“与天斗、与人斗,尤其与自己斗。”

经历了这次危机,他才觉得,创业其实不适合中年人。当初他创业的时候,全家人集体反对。女儿5岁了,他基本没怎么尽过义务。现在生病住院,也不敢跟妻子讲,“家里快给我开除了。”

“折腾家庭,折腾自己,最后可能把命也搭进去。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我一定不会创业。”张磊说。

在医院呆了12个小时后,张磊输完液,又回到了公司。项目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处理。此外,他与36氪的采访也约在了这一天。就在我来之前的大约半个小时,张磊说,他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晕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最后是电话叫醒了他。

39岁生日之前,张磊去了一趟雍和宫。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这一点无法用钱解决,他甚至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为此张磊常常感到自责,却无能为力。“钱解决不了,就烧香拜佛,觉得自己年龄真大了。”张磊说。

办理完基本世界的清退之后,张磊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好好睡上一觉,然后陪妻子看一场电影。他已经两周没回过家了。

张磊身边的很多中年夫妻,因为缺乏沟通,感情变得十分凉薄。而中年的创业者,矛盾就更加突出。“赚钱争吵、亏钱争吵,因为时间会争吵,因为孩子会争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争吵。”张磊说。

这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导致的一个可能性的结果就是婚内出轨。一段不正常的关系持续几个月,最长2、3年,然后用一笔钱解决所有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张磊认为这也是一些中年人排解危机的方式,虽然这种关系本身也会为他们带来烦恼。“这个一旦解决问题之后,人就正常了。”张磊说。

当然,钱仍然是很多中年人焦虑的原因。张磊曾经在海淀一所小学的环廊里,亲眼目睹一位父亲为了孩子升学给校长下跪。这个父亲一定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张磊心想,没有钱的中年人太难了。

这个时代与之前的不同之处,也在于,在城镇化、小城居民涌向大城市时,没有房产,周围没有亲人熟人帮衬,一切都要靠自己挣得。而大城市里,无论是教育,还是房产,都不便宜,甚至堪称昂贵。

到了中年,负担更加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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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高德的前一年,方勇买了学区房。7万一平米的老房子,“又小又破”。他花光了他的积蓄,每个月还有2万多元的按揭。离开高德后,这笔钱成了问题。方勇认为,这是中国中产阶级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一旦出现一些变故,一下就跌到底层。”

不久前,方勇刚刚过了40岁生日。岳父岳母做了一桌菜,全家人一起吃了个团圆饭。这并没能让方勇的情绪好一点,他知道年长一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又下降了一格。而这不仅仅关系到他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家庭。“失业了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20多岁失业大不了啃老去。现在不是你啃老,是老来啃你。”方勇说。

所幸,他手里还有一些阿里的股票。刚离开高德的时候,阿里股价正值洼地。他等到价格稍微回升了一些,一股脑儿全卖了。如今,这些股票比他卖的时候溢价了70%。

“这时候你就得认命,特别寸。”方勇对36氪说。

方勇最终也接受了薪酬的下降。离开高德8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新东家是他从前的一个客户,热情相邀,但开出的薪水是高德时期的一半。

方勇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实在太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提供一些安全感了。但与赋闲在家相比,接受这份工作是另外一种焦虑:“你接受你不再上升,接受你下降,发现你人生的顶点已经走完了,开始走下坡路了。这非常可怕。”方勇说,“我希望我永远在上坡。到了顶点,第二天我就死了。”

方勇还记得,他刚来北京那一年,赶上北京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整个城市的交通都瘫痪了。高速封路,公交车把他放在道旁。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花了40块钱住了一晚地下室。今天,他仿佛就遭遇了一场人生的暴风雪。“我不能永远陷在这个坑里头,还得往上走。”方勇说。

不久前,一个中档规模的团队找到他,希望他在北京从头搭建起一个团队,并开出了与高德时期等量的薪水。方勇认为,这可能就是他爬出事业低谷的机会了。

钱、薪水,对中年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这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看起来如此重要,是不是因为社会剧变、行业剧变带来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对钱和职业前景的恐慌?

张思宏的心态可能更气定神闲一些。从35岁开始,他已经陆陆续续十多年,到几所大学代MBA课程。他写了一篇对比乐视和亚马逊的稿子,阴差阳错成了半个职场“网红”,这让更多人的人来邀约他分享。

他从北京搬到厦门,在几所大学的MBA中心做客座教授,同时做咨询,写文章,去全国各地分享。今年上半年,张思宏总共出差140多次,比他在亚马逊期间还频繁。

讲课获得的收入还不错,但很难同亚马逊期间相比。“你要有成熟心态,选择这种生活,意味着必将失去一些东西。”

张思宏活到46岁的人生经验是:职场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财务自由。“一定要在你的文章里驳斥这个观点,”他提醒我,“钱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欲望是随时上升的。”而焦虑与欲望相伴,中年人的危机永远不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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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张磊看来,这一代中年人的危机,与上一代已经全然不同。上一代中年人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物质不够丰裕。而这一代的中年人,很多人的危机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难度太大了,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憋着,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激烈爆发。”张磊说。

中国的这一代人,在剧烈的社会财富增长带来了强自我期待下,在孤身从小城镇来到大城市、脱离原有亲友乡邻带来的心理支持时,中年危机的强烈程度,相较此前,是成倍的。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成了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你只能想法调试。转行也好,创业折腾也好,寻求帮助也好,自我疏解也好,你别无他法。

作者:杨轩 来源: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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