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了，可以详细说说上午我发的那条广播：有谁租住过北京的那种人防工程地下室?

一、

如果不是有些契机，很多人啊，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一辈子都在替别人为自己掘墓。

考虑到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人防工程“，先简单说一下：人防工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深挖洞，广积粮”，一些大城市为了防止被轰炸，在市区里修建的一些地下室工程，这些地下室特别像地道战的地道而不是今天写字楼的停车场，有一个一个的许多房间，有公共卫生设备等等。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一些新修建的居民楼还是会修建人防工程，政府现在还有人防办公室。

后来，北京的这些人防工程基本都被改建了，有些改成了廉价旅馆，有些改成了居民活动中心，毫无疑问，肯定以前者为多。

2004年初，我大三的寒假。因为学校要求，我跑来北京某报实习1个月，托报社的一个姐姐帮我租房子，也不知道是那个时候租房市场不像今天这么发达，还是姐姐太忙没有仔细找，她告诉我，因为我只住1个月，又要离报社近，只找到了一处地下室，条件很糟糕。我父母一听，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让我吃苦的机会，颇为高兴的答应了。

那天，我跟着姐姐来到了红庙一个居民楼门口。居民楼前的马路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工地，看不出要建的是什么建筑，但工地宽大的简易围墙上写着”新光天地“，这四个字我是印象深刻的。

走过地下室长长的幽暗的通道，到了下面突然灯火通明起来，这里的床位一天只要8元钱，便宜的不可思议。我拖着行李到了房间，除了潮湿，并没有发霉的味道。事实上，人防工程不同于一般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很好。

看到这个房间，有那么一霎那，我居然觉得很开心。

小时候读童话，特别向往那些住在地下的小动物，土拨鼠，田鼠，鼹鼠，野兔……它们会在冬季漫天飞雪的严寒里，宁静、舒适、温暖的住在自己地下的小窝里。它们会建造许多房间，有的贮藏坚果，有的铺上干燥的稻草，它们可以足不出户躲过整整一个冬天，把皮毛保养的光滑柔顺。

这样的地下家园，会让童年的我感到格外有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的想象很快就被卫生间粗大的水管下滴滴答答的滴水，地上和尿液混在一起的积水，以及那个看上去很不友好的室友所击碎。

但我还是住下了，别无选择。

二、

后来的日子，可以只讲三件事。

就先从我这位室友讲起吧。他比我大一岁，当时是蚌埠一所高中的美术生，已经在北京呆了好几年，年年考美院，年年落榜，那时候他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那谁谁画的跟shi一样“，但我从没看见过他的作品。与他外表那种不良少年的面庞不同，他为人蛮实在，我们很快成了卧谈时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总是开玩笑的说”你们大学生都是垃圾“，我也会说，没错啊，都是垃圾。

那段时间我正在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胡兰成就是那年流行起来的。他看我看得津津有味，拿起来翻了翻，说，”这人干嘛的?“我说，”民国的一个作家，张爱玲的前夫。“见他貌似有兴趣，我又说，”他经历可丰富了，还跟着汪精卫干过，后来去了日本……“我话还没说完，小伙子警惕的看了我一眼，说，”是个汉奸?“

我说，”是呀。“

他的手像过了电一样，马上把书扔到我床上，非常鄙夷的看着我说，”汉奸的书你也看，脏了我的手。“

我当时也很惊讶，我似乎理解了他说的”大学生都是垃圾“，包含了什么样的意思。

用今天的观点看，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粉红“，爱国爱得动物凶猛。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因为”地命海心“之类，他对国家、权力、社会等都没有什么哲学思考。只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需要一个立场，需要一个归属。对于读书思考都不多，社会经验有限的他来说，国家，是手到拈来、既朴素又容易升华的最好归属。

我并不反对爱国，但爱国和爱生活一样，是需要思考、审视才能判断的，并不是什么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当然，很多人终其一生的自我归属，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国者。

三、

在报社实习的日子很舒服，我每天在地下室睡到十点，因为地下室不开灯就是黑夜，所以睡眠质量很好。醒来后去报社吃午饭。工作上，领导对我很好，老记者对我也很好。因为是党报，我的大多数工作就是去政府部门或是国企，拿到通稿和一些小礼物，如果是去网易搜狐这种地方，还能美美吃一顿，甚至觥筹交错，回来把小礼物分一分，把稿子一发就好了。

我每天坐公交车去报社，有一天，和我在车站等车的正好是新光天地的建筑民工们。车来了，他们横冲直撞，大呼小叫，推搡着我上了车。我的相机都差点被撞到公交车里的栏杆上，我感到非常恼怒又无奈，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窗外工地上“新光天地”四个大字晃到了我的眼睛，我忽然想到，我，一个住地下室的本科生，和这些民工们有甚么本质区别?就因为学历?还是因为我从事的是室内的文字工作?还是因为我躲在一个党报里虽然我现在还只是实习生?……

想提醒一下大家，在2004年，HU先生“垂拱而治”的十年刚刚开始(这也是后发判断了)，第一届(1999级)扩招的大学生才刚开始毕业，公务员考试常常报名还报不满，社会上也没有诸如“搬砖”、“IT民工”、“金融民工”这些自我嘲讽的词汇和现象。那年头，土著博士毕业进985还很容易，“白领”、“小资”这些身份还闪闪发光。那时候还没有豆瓣，那时候《南方周末》如日中天，那时候我的人生偶像和职业偶像是《经济观察报》副刊一位名叫符郁的师姐，那时候……

扯远了，扯回来。总之，早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一个985大学的本科生，本质上和民工没有区别，都是“劳工阶级”，以后都要靠工资养活自己。这种意识在那时绝对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焦躁与不安。

四、

我在报社跑的是经济新闻，除了上面说的与政府国企打交道外，也干过一些别的好玩的事情。比如，曾经和西城区工商局一起端过一个卖窃听器的小公司，我还扮作买主去踩点，谎称老板娘要监听有小三的老板。但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跑楼市那几次。

2003年非典，北京房价停滞。2004年初，就有松动的迹象了。不过，那时候报社的老记者们都觉的北京房价涨到2008年奥运会就会到达峰值，奥运会结束就会跌。所以，我知道的买房子投资的人并不多。我要说的是有次跑楼市采访，遇到一位老北京，人和气的很，跟我瞎侃，有两个体会：第一，现在四环的房价都六千了，听说西城有的地方都快一万了，这房价以后怎么办啊?老百姓才挣几个钱?肯定到顶了。第二，我们家原来就在城里头，后来拆迁给拆到外头来的，我们家祖辈就住里头，怎么现在住在城外头那老远的地方了，当年也没多少拆迁款。

他这第一个体会，我就写在报道里了;这第二个体会我记在了脑子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就算是老北京，几代的土著，也会有被拆到城外还没多少拆迁款的境遇。事实上，在那短暂的一个月里，因为是正月期间，我曾跟着市民政局“慰问”过北京周边多个郊县，给五保户发米面油，真正见识到了首都原来还有不少很贫困的地方，第一次听见有些远郊北京人讲的方言，根本不是京腔，而更像是唐山话。

在很多立场、境遇、不可知的未来面前，地域——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居住时间——是拿暂住证的还是刚落下户口的，还是几代的土著，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五、

实习期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爸突然打电话说来北京出差。其实，我在地下室住的日子并不觉得多么艰苦，相反，我觉得很充实，我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所以一切都还算新鲜。唯一不方便的是地下室没有信号，我每天要在外面的麦当劳里坐到十点多才回去。可是，一听到我爸来了，我一秒钟都没耽误，装好行李就去宾馆找他了。

道理很简单啊，我虽然并不觉得地下室有多艰苦，但能住的舒服，我干嘛要住的不舒服呢?如果肉糜管够，人人当然都要食肉糜了，“何况我哉?”(此处语气请参考贾迎春)

那段实习经历的一些感触，在日后的十几年的生活始终鲜活，我觉得，“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分不开的，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自治的诉求;没有阶级意识，就没有和谁自治、何以自治的行动。都说中国像一只雄鸡，要我说，中国更像一只洋葱，每一层就是一个阶层。中间的那个芯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需要的时候就会剥掉最外面的一层，再有需要的时候就再剥掉最外面的一层。

广东的北面都是北方，洋葱芯儿的外面都是表层。

那些仅仅因为有个学历的、有个户口的，以及有点钱的、有一两套房子的、在本地居住了好几代的，甚至那些所谓“体制内”的，等等，在这个洋葱里，如果你不属于中间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芯，那么，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层呢?能不能算出来什么时候就剥到你这一层呢?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算不出的。如果都知道，算得出，那，中国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PS：大S老师说，我的样本不全，作为《保卫大S老师近卫军》的召集人，我拥护大S老师的判断。所以，我也希望有同样曾居住在地下室以及更差环境的朋友分享一下经历。

作者：danyboy(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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