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万达30年;元旦后第三天，王思聪30岁。

过去几年，他要么去三亚，要么包下马尔代夫的小岛，带着呼啦啦的一众人等，豪掷千金为自己庆生。30岁的他会像往年那样大张旗鼓，还是偃旗息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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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王健林被问到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他回答：“工作太忙了，陪家人的时间太少。所以孩子跟妈妈比跟我更亲一些。”

王思聪自己也说：“我的父亲对我确实特别宽容，除去老来得子(其实34岁根本不算老)，这中间难免有些内疚之情，我算是父母创业的牺牲品。”

王思聪30年前出生的时候，王健林还是一名从部队转业的公务员——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儿子出生后不久，他就遇到一个冒险的机遇。

当时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欠债149万元，公司濒临破产。西岗区政府为了甩掉这个烂摊子，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公司就给谁。除了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没人敢接盘。于是他成了公司总经理，这就是万达的前身。

从此，王健林一心扑在事业上，不知疲倦、野心勃勃的他差不多一年工作365天。儿子从五岁起，就由母亲陪着到国外念书。

王思聪小学念的是新加坡富人区的一所普通公立学校，但是中学就进入了英国最古老、世界闻名的寄宿制贵族男校——温彻斯特公学。霍启刚也曾就读于该校。

初到英国时，人生地不熟的王思聪只能通过海外中文论坛与华人留学生聊天来排遣寂寞，他甚至还找过字幕组的翻译工作。正是因为在家上网时间多，他渐渐迷上了游戏。

之后，王思聪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该校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出过32个诺贝尔奖得主，甘地、泰戈尔、伊藤博文都是他的校友，现在QS世界大学排名第七。

所以，王思聪最气别人说他是靠钱毕业的：“老子学习那么努力，成绩特别好，居然说我的文凭是买的!”

多年后，王健林对于让儿子从小留学有些后悔，“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国外去，这样更合适。”

但是王思聪自己却很庆幸一早就放养的生活，“我觉得要是十二三岁之后再出国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特别是成年之后。思想已经固化了，被中国的应试教育在思维上给压缩成这么一个状态了。”

怎么一个状态?在BBC的《中国式教育》里，李老师对英国学生说：“你们在课堂上乱讲话，我眼睛瞪你们，你们一点都不收敛。中国学生不这样，我在中国的课堂上瞪我的学生，他们立马就老实了，他们明白我的意思。”

王思聪总结自己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思维模式，“有自己的自主判断能力，并且能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王健林说，儿子在叛逆期挑战他的权威，“我说什么话他都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讲，啥啥也不懂。”

回国后，王思聪更是把他的敢于表达带到网络上，在网红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他说，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剩下都是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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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性格都会在孩子身上或多或少地显现。王健林虽然出生在四川，但行事作风却更像他后来长期生活的大东北：敢干敢为，也敢说，喜欢大场面、喜欢干大事，顺风时有些醉狂，逆风时断舍离也不低头。

所以，他们父子都是高调之人。不同的是，王健林喜欢展现自己的霸气，而学过哲学，对自己智商有些自负的王思聪则擅长炮轰别人，甚至拆自己老爸的台。虽然他自诩只是一个出名网友的调侃，但却给对方带来不少烦恼。

不过细数又会发现，王思聪讽刺挖苦过的人，无论是名仕名流，还是娱乐明星，都是在有点“群众基础”上的表达，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钱的屌丝，把分寸拿捏得非常准确，既没给自身和万达造成负面影响，又塑造了一个“敢怒敢言真性情”的形象。

但当这种所谓的“群众基础”被应用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当不讽刺两句“首富”就不算“政治正确”的时候，当《王思聪消失的100天》和《王健林的滑铁卢》这种恶意帖子到处疯传的时候，他没有像对冯小刚那样直接上手开撕，而是选择了隐忍。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他比谁都清楚。

虽然选择“深藏功与名”，但江湖上总有“为人低调的网红小王”的传说，总有热心网友向大众爆料。前几天，他参加同学婚礼随了30万元份子，又引起一番“贫穷限制想象”的大讨论。

人自古有窥视癖，“选择做自己”，走了一条张扬之路的王思聪更是给普罗大众一个围观财富的机会。当然，这其中既有艳羡者，又有仇富者。

一帆风顺时，他被提及时都是鲜衣怒马少年时、一夜看尽长安花;万达股债双杀后，他就变成了笑渐不闻声渐消、举杯消愁愁更愁，干啥都尴尬的失意人，连100天没发微博都成了“消失”。

不过，他过去已经足够自黑与自嘲，不像父亲那样一本正经地高大上，因此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人去往他头上扣盘子、戴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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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王思聪都绕不过一个“钱”字。虽然有时气愤自己的努力被金钱所掩盖，但是他也不讳言：“人要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我的优势就是有钱。”

另一个85后富二代、拥有千亿身家的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最近也因为总结自己的人生“生得好”三个字火了。他们说出的这个现实，和今年北京文科状元坦言的“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现在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残酷事实一样。

财富本身没有好坏，但它释放出来的魔力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却威力巨大，每个人情愿不情愿，都或深或浅地陷在其中。

王思聪说，一直到十几岁，他才意识到家里已经有钱了。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万达开始进军商业地产，2008年总部从大连搬到北京。从英国回来后，由父亲资助，王思聪成立了普思资本做投资。网传王健林给了5亿允许试错20次，王思聪表示没拿那么多。

普思的英文名字“Prometheus”取自希腊语，是“先见之明”的意思，也是创造并为人类受罚的神明名字，中文直译普罗米修斯，很符合王思聪学哲学出身的风格。中文名字“普”+“思”则无疑显露了他的野心。

资本运作已经成了很多企业的生存之道，大企业大集团的形成无不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资源整合、快速发展壮大。对王思聪来说，介入资本市场无疑是快速成长的捷径：学习与中西方众多企业家交流的方式方法，近距离地了解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并学习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网红小王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私信，女的想跟他生孩子，男的想跟他要投资：十亿投资就差20万了，启动后将颠覆电商、改变人类消费格局，3年20倍回报率的革命性新概念项目……他2014年透露，一天私信里起码有10个这种项目。不知道现在他还能不能收到这么多?

还好，他钱多，但人不傻，普思资本也不以财务回报为最终驱动力，“我又不想上市，我也不想套现，可以慢慢选择自己想要投的项目，可以不急着要投资回报，我又不靠公司赚钱吃饭。”

不求回报，但投资有道，普思资本反而获利丰厚，目前已投资规模超过30亿，自成立以来投资33次共计29个项目，多集中在A轮及之后。其中9家上市公司，还有2家被上市公司收购。

机会扫描和人脉介绍是普思资本获取高质量项目的主要方式。王思聪和娱乐圈的那些事儿很受关注，其实他“和每个圈子都很近，和企业圈的人也很熟”。与他接触过的人表示，王思聪思维缜密，谈判技巧极高。

乐逗游戏在纳斯达克上市前，腾讯等其他资方不同意稀释股份，王思聪和创始人陈湘宇谈了整整一天，后者最终割让了自己1.3%股份给普思。当然，他在万达影视中也得到了回报。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对于电竞的真爱，让他从2011年开始就往这个领域里砸钱，甚至有人说中国电竞行业是他一手“包养”大的。这些年，从组建IG俱乐部到成立ACE联盟，从香蕉游戏到熊猫TV，从自己运营到投资整个产业链，从一个无人理睬的行业到建起一个电竞帝国，娱乐圈的“纪委书记”在这里变成“王校长”。

电竞刚刚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运动项目。根据伽马数据报告，去年中国电竞用户1.7亿人，市场规模505亿，同比增长34.7%。据测算，今年我国电竞用户将突破2亿人，市场规模超过750亿;预计未来三年，全国电竞用户将超5亿，市场规模将超3000亿。

王思聪带火了一个产业，也让巨头资本看到风口纷纷介入，人力和运营成本这两年都在迅速增长，中小俱乐部濒临倒闭，他也面临着更大挑战。

除了游戏这样的泛娱乐项目，普思的投资领域还有医疗健康、尖端科技、汽车交通、本地生活等等，甚至包括殡葬业，符合“积累经验、多交朋友”的学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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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普思资本的董事长，王思聪还是万达集团董事、新飞凡电商董事、万达电影股东，也是万达上层公司大连合兴的股东。以前，他这些职务只是挂名，不负责任何事务。风雨来了，他开始和父亲携手共渡难关。

王思聪是一个急脾气，他和林更新打游戏，在直播中破口大骂。还有一则轶事：万达一高管向王思聪汇报工作，他只看了几分钟，就把材料狠狠扔到地上，毫不留情地斥责做的是垃圾。网络上嘻哈娱乐的他，在工作中却是严厉强悍，和父亲一脉相承。

普思的投资方向和万达的“轻资产”发展方向重合度越来越高。泛娱乐的文化项目自不必说，电影和游戏本就是互通的，所以王思聪开始涉足影视，而万达也进入了游戏产业。此外，万达商业、网络科技、大健康产业，都能在普思投资中看到相关项目。

王健林之前说，未来接班的不一定是王思聪，还透露儿子对万达的重资产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像他那样活得太辛苦。王思聪也说过，他还想趁年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未到他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如果真到了那一天，首先要看自己是否有能力把万达做得比一个职业经理人更好。

但现在他已经30岁，到了而立之年，再加这个多事之夏之秋，势必能让他们父子更能相互理解，变得勠力同心。普思的小试牛刀，本来就是为了他将来能在万达大展拳脚做锻炼、做准备。

王思聪是一个防备之心非常重的人，也不会轻易把万达交到其他人手上。他曾提到老担心母亲林宁误交损友、乱买东西，“我要是说她朋友骗她投资什么的，她还不高兴，我还得哄她好几天……”

王思聪更担心父亲“被骗”，当时王健林花重金招募了一批高管要让万达拥抱互联网和电商，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冲着王家的钱来的。后来，飞凡几番换将，但业绩却越来越惨淡，这对王健林来说，多少有点不听儿子言，吃亏在眼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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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王健林不担心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但对他的政治情商则是心里没谱。即使他这个每天都要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的老司机，也有一不小心的时候。何况于这个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儿子呢?

“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王健林说。万达在大连这么多年，更是敏感企业。从2012年起，王健林被限制出境的传言就没断过。他把万达的官商之道总结为：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他一直担心王思聪不能理解好这个微妙的中国国情，“思聪比较小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不过为人机警的王思聪一直都是知深浅的，他从来不在网上评论政治，“没有办法摆脱体制，除非你非常愚蠢，或者非常自信，要不然没法在体制外取得成功。”

这次动荡，他变得更成熟了。过去，他经常卷入网上争议和冲突之中，“我和他有沟通，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这次他很听父亲的话，不仅一百多天没发微博，重新发声后也是隔三差五才发一条，内容也由原来的挑三拣四变成了平淡无奇。

再轻狂的少年也抵不过世事的变迁。

万达已经割肉加速转向“轻资产”。但是不甘低头、喜欢做大事的王健林最近又宣布了一个“小目标”，力争10年内将万达广场发展到1000家左右。

且不说这代表平均每年要建76广场的飞奔速度，到哪里获得这么多投资和土地，单说中国的城市，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加在一起才六百多个，恐怕一些万达广场还要建到县城里去。

因为要跨越十年，这些难题不仅是王健林的，也会是他接班人的，如果是王思聪，他会如何抉择和实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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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成功?对我来说，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股债双杀一日就从千人传颂到万人唱衰，从网红到失声，2017对王思聪来说，不是成功的一年。

没有人一出生就能站在跑道终点直接赢得比赛，总是要向前走或者向后退，所以只是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终点也可能不在一处。贩夫走卒有贩夫走卒的烦恼，达官贵人有达官贵人的纷扰。

奔走的时候，人会呈现出多样性，但投射在社会上，就只有简单的一面，达到两面的时候就产生了矛盾，人们会主动选择自己想接受的那一面，忽略另一面。

一直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的王思聪，却被称作“国民老公”。所以一个公众人物的人设、画像不仅是他本人的影子，也映照了社会的心理状态。

2012年感恩节，王思聪在微博上说：“感谢上帝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帮我选了个‘简单’模式”。

可是人生的路还长，不到终点不能知道结果。何况于上帝是喜怒无常的，让人好时发发慈悲;看人不顺眼，也有很多心思，例如巴别塔的倒掉。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2017，随心所欲的青春逝去，王思聪再也不能说人生“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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