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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功能设计很便于维护中国式面子。“面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身的虚荣,二是人们之间的情面。相比西方人而言,中国人更感性更在乎形式,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曾经写道:“要想尽我们所能地了解‘面子’的含义,就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稍微遇到一些情况,他们便立即进入角色,完全模仿戏里的样子,打躬作揖,跪拜叩头,口中念念有词……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形式问题。总之,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还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为三层: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家人关系是最核心的,彼此无原则维护权利不市恩,家人关系的面子是整体化的,如果家庭内部发生争执会努力掩盖,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第二层熟人关系则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交易模式,会期待回报(会市恩),助人会权衡得失、个人原则和世俗舆论。也是“面子”能最充分体现的层次;第三层陌生人关系由于没有基础依赖,更重视利益和原则,这一层关系中的面子更多是礼貌,比如非利害攸关的问题不做当面反驳。微信中的社交关系大部分属于一、二层,对于第三层如无法在短期内转化为第二层次,则很可能被抛弃。于是微信也是中国式面子凸显的平台。
社会心理学家对“面子”这个词的定义是:甲在众人面前给予乙积极的评价,而使乙得到一个正面的荣耀。这里面有三个重要元素:甲(施与者)、乙(接受者)、第三方(围观者,也就是见证人),三个元素的分量轻重能产生正反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施与方比接受方位高权重,同时围观群体也是同圈子人士或与二者关系亲密的人,那么这种情况下的积极评价就能令接受者获得较大化的褒扬面子,反之则亦反之。于是圈子内部的互相吹捧便形成了面子的转移、储存和交换。
朋友圈分组有面子
小李是自由撰稿人,他所在的圈子大多是同行写手,平日里吹吹捧捧交流各自作品。转发点赞便成了一种面子交易,过半数群友都转发了A的文章,小李就不得不转,大家都点了赞,小李也必须跟上队形,否则来日小李的作品很可能会无人点赞无人转发。圈子中的“面子”很像一种交易。
但小李也有些纠结,转发那些他自己不认同的观点、不能真心钦佩的文章,总有一种委屈感,同时他的朋友圈也涉及平均智识更高的其他圈子,小李担心一些并不优秀的、在某一圈子内被吹捧的作品转发到朋友圈后被其他圈子的朋友看到,而遭到鄙视。于是他很聪明的利用了微信“可见权限”功能,设置朋友圈分组,将某一圈子成员单独分成一组,转发时选择“仅该群组可见”,于是,小李的朋友圈分享便与群聊的扩散能力完全一致了。这样一来,既给了圈子以面子,也免于其他圈子的积极区分而遭到排斥。但做为个体传播者其媒介的“职能”也大幅缩水了。
可见权限设置满足了“面子”三要素的主观定位,手动召集特定“见证人”群体,将面子效力最优化体现。圈子间的积极区分也可利用朋友圈分组功能满足吐槽畅快又不得罪人的双赢效果。
红包是面子 不是钱
微信红包功能自去年开通以来红极一时。红包活动最高峰是在春节期间,腾讯资料数据称最除夕夜每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10元内。目前微信用户总数已超过6亿,其中海外用户超过1亿。
于是开始有人研究“红包现象”。块八毛的收益为什么能令如此多用户趋之若鹜,究竟是踩中了人性中哪根筋?当然,疯狂绝非源于价值概念,红包体现的是友情,而廉价是对友情的羞辱,但关键在于,网络社交状态下,人们究竟还有多少渠道足以表现友情。红包就是一个看起来最靠谱的渠道。
发红包的确不是联络感情的最佳介质,但它却能量化情感,情感自身无法量化,甚至无法精准表达,但它可以感受,通过介质传输这种感受,人们所感受到的是金钱做为具象背后的东西。于是,大家将最容易量化的东西当作最好的方式,并把它的数量当作感情的量度,比如饭桌上最常见的理论“感情深,一口闷”。人们喜欢说情感说精神,而羞于谈论物质,但这只是态度,而非行为。实际行为中,人们对物质的屈从更多于对精神的向往。或许源于长期的物质匮乏造成的安全感低下,中国人喜欢把感情具象化甚至物质化,物质之于中国人,比精神更重要和直接。而物质可以交易、可以市恩,于是情感的施受中公平与否的衡量也转化为由物质来体现了。
均价发红包、定向发红包都不如“拼手气抢红包”畅快,因为它满足了一定程度的原始博弈心态、参与存在感和身处无限接近公平竞争环境的尊严。“当对于世界的概念一瞬间浓缩在一个数量有限的红包里,你得到的就是别人失去的或者相反,你在争夺这个世界。只有那一瞬间”,大仙说,“当然实际体验没有那么高,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一瞬间可见的利益,而且,这个利益的概念附带塑造了一个无限接近于平等和完全取决于命运的环境,人们几乎所有的差异都被取消了,尊严格外充足”。
抢红包是存在感,晒红包是荣耀,发红包是面子。每个红包都在“详情”部分标记了“手气最佳”人士,或许只比“第二名”多了几分钱而已,但正因为是在无限接近平等竞争状态下的卓出而倍感荣耀。年终时段也是红包用户“晒面子”的旺季,红包功能在右上角“我的红包”处可以查询自己一年内发出的红包和收到的红包数额,如果自己发出的红包总金额远高于收到的总金额,同时截屏晒出来就会赢得不少赞誉,令本人获得荣耀感。收到较大金额的红包截屏发朋友圈,或公开、或选取特别“见证人”表以感谢,可视为“礼尚往来”。
面子之下好杀熟
经济低迷,就业压力下的大陆人越来越多的涌向自主创业,或兼职搞副业。以熟人圈子形态存在的微信不同于其他公开社交平台,无法肆意营销,但却是“杀熟”的好场所。“前几天还好端端的一个人,忽然之间,duang,做代购了”。
选择微信做推销很常见,朋友圈子熟人面子下不便推却,尤其是当圈子中心人士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热门人士主导的营销项目,支持和参与更能体现“靠拢圈子”态度的时候,积极性尤为突出。阿良平日有些沉默寡言,因为职务等级较低,他在所处的熟人圈子中属于近边缘人士。圈子中心是事业级别较高的领导型人物,围绕中心的圈内话题令阿良感觉到明显的视野落差,因插不上话儿而不得不自觉边缘化。
最近阿良等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圈子中心人士协同部分泛中心人士搞起了副业,且恰好是阿良熟悉的领域,他看到了一个“脱边(脱离边缘靠拢组织)”的机会,积极性大发。不仅各方面辗转打通人脉,还要亲自转发、点赞、不惜肉麻美言,在阿良的积极协助下,推销进展得很顺利,他自己也因此在圈中赢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地位。当有人质疑该项目可持续性的时候,阿良私下透露,其实他本人并不十分认同该项目,但项目本身不会影响自身利益,却又能为自身赢得圈内地位,“何乐不为”。或许可以说,是圈子将面子需求最大化了。
跟随式消费俗称“扎堆儿”,也是一种价值观认同的姿态,其中也包含了攀比意识,“你有我也得有”。这几天小梅所在的姐妹圈子里正在讨论面膜问题,做为圈子副中心人士的艳艳表示可以代购一款热销的韩国正品面膜,且称比电商的价格低,但艳艳给出的价格以小梅的经济实力来说还是感觉有些接受不能。在圈子中几位泛中心人士的积极“抢购”气氛下,小梅深感“被边缘了”,为尽快融入只能佯作积极,“当然知道她代购利润不小喽,怕被人家说咱买不起嘛,这个月得省着点过了”,小梅说。
“名人”面子有可能比熟人面子不差。阿志所在的群聊里因拉入了一位微博红人而热闹起来,该“红人”是位初中女学生,因在一起公众事件中表现出色并曾经出现于不少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而知名度大增。群友们纷纷抢着添加,以“认识名人”为荣,但阿志没加她,不过是因为不爱凑热闹。但该“红人”进群后不参与话题讨论,只顾着推销一种自称是“刷粉神器”的东西,言“发微博就能挣钱,有人几天就从五千刷到十几万粉,发了财,拉够多少下线就坐着收钱,”云云,令群友瞠目,但“名人”面子之下一时无人质疑,甚至还有人追问详情。
阿志看不下去了,当众讲出了多数人的心里话:“你这是在做传销吧?”但该“红人”并没有直接回复阿志的提问,而是说“你是微博上的@阿志 吧?我也很讨厌某大V,多次反驳其观点,他早已拉黑我了。我们应该算同盟的”。此言令阿志一惊,看起来这位“红人”是有备而来的。阿志与某大V的纠纷一度在微博传播甚广,活跃用户几乎尽人皆知,该“红人”竟然能想到利用“拉共识”的手段实现目的,此等心机绝非一般初中学生所能拥有。阿志推测认为,该“红人”的账号很可能是其家人甚至外人在操作,借其影响力做推销生意。可惜一时无法确认,但其传销的性质明确,群主只能将该“红人”账号移除了群聊。
公众号的面子交易
严管之下媒体官方微信公众号与媒体本身一样公信力缺失,同时私人公众号泛滥速度绝不亚于当年的博客,开设公众号已成了一种隐性竞争形式,“周围人大多有自己的公众号,我还没开公众号会不会显得落伍了呢?”面子需求之下实名认证的压力似乎并不成问题。
如果一个圈子中半数群友已开通了公众号,那么互相之间的转发和点赞便成为了一种面子交易,和各自质量如何基本没什么关系。圈子中心人士的公众号作品不必“求转发”也能迅速赢得主动响应,“因为是大哥的啊,大家都转,不转就OUT了”,大军说。大军自己也有公众号,先转发了别人的,别人才有可能转发自己的。大军认为自己的转发虽然无原则但有目的,是一种行为交易,不管能否兑现,至少先行付出便有了“底气”。如果对方没有转发自己的作品,同在一个圈子内至少大军也没丢存在感。
常见的“求转发”也是一种面子,暗示请求对象的影响力被预置了肯定,帮忙与否则是对这种“影响力肯定”的回报与否,接受则达成面子交易。“求转发”的方式很多,小周的方式令群友无法拒绝,“本群五十人,如果能有四十人转发我就发红包”。如此“大方”谁还好意思说不呢?群友们都等着抢红包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表示不转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于是转发便呈现了争先恐后之势,但少有人会将转发后的朋友圈截屏发到群中,因为如果设置了朋友圈分组,自己截屏便能见到一个分组的标记(图,可以不用),这个标记其他人是看不到的。但如此“转发”对传播又有什么价值呢?
草根小号只能限于圈子内部人情交易,而鸡汤、段子等草根大号的“数据虚荣”还有可能实现物质交易。去年华西都市报记者发现淘宝上微信粉丝买卖火爆:10元可以买到500个粉;阅读量价格:10元100条。淘宝一商家的成交记录显示,短短几天时间其成交量就达2380个。还有网店店主强调安全性:“我们每个IP独立,每个手机独立,并且24小时保持在线,和真实粉丝一样。经过验证,日加1万也无一例封号。”一些微信大号动辄就宣称有十几万的粉丝,其中有多少水分无从查证,却是一种商业价值的标志。业界认为,公开阅读量数据可以令用户更直观地了解文章热度及阅读效果,广告商们也能根据公开数据进行更有效率的投放。而对于那些精工原创类、细分垂直行业类自媒体来说,则是很大的压力,“辛辛苦苦写的文章阅读量还不如那些抄心灵鸡汤的”,一位写手很沮丧的表示自己的公众号准备放弃原创路线了。
娱众路线比质量深度更能“体现价值”,掺水数据严重稀释实质认同,市场全局价值观压制了精品的生成,严重拉低了整体内容品质下线,更有审查管制大背景,“红线”层层包裹,如此环境下,那些宣称“做内容”的信誓旦旦不过如同尴尬的笑话。
转载自:小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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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卢松松博客 QQ/微信:1334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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