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正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关口，不适应的人离开，适应的人留下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官方标语，被民间调侃为“留下才是深圳人”。

60后高晓松说，自己是坚定的无房主义者，从小被母亲教育，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所以他与妹妹各自走遍世界，都不买房，觉得日子很幸福。

又列举说，美国人平均31岁第一次购房，德国人42岁，比利时人37岁。欧洲拥有独立住房的人口占50%，剩下的都是租房。对比中国年轻人，高晓松认为，大家购买的其实是内心深处的“安全感”。

马瑞第一次看到高晓松这篇被互联网命名为《诗和远方》的文章，深受感动，觉得终于有人跟自己想一块儿去了。尽管她很清楚，高晓松谈诗和远方的背景是他已实现财务自由，可凭一己之力轻松买房，而自己并不是。

2013年大学毕业后，马瑞来到深圳，在一家建筑设计集团担任品牌推广。3年内，她对房价上涨的直接体会来源于房租。她在深圳租下的第一套房，每月1500元包水电。现在，同样的房子，不包水电，要2000多元。

不过，在她眼中，变化的只是数字。

她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日渐上涨的房价影响，但也见证了房价如何改变身边人。和她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已有人开始谈婚论嫁，有的索性辞职，离开深圳，回老家买房、结婚。仿佛人生是被设定好的程序，买房是结婚的必要条件。

年纪大一些的同事，早些年在深圳龙华区买房。那里曾是深圳的关外，被一道关口隔开，环境与制度都不如关内。2015年，二线关拆除，房价上涨，同事开心极了。“觉得自己很有钱，但其实都是账面上的，那个房子，根本就有价无市。”马瑞说。关外房价不稳定，但凡下降，同事很沮丧，仿佛因此损失了几百万，尽管那几百万从未到手过。

深圳房价的变化也牵动着丁叮远在广西的父母。

2015年1月，丁叮进入深圳一家报社实习。这一年是深圳房价快速上涨的起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11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成交价为26538元每平方米，一年后，这一数据变为4万元每平方米。

拐点之一是2015年3月30日颁布的房产新政。当时，丁叮所在的报社报道了福田区一处楼盘在一个月内发生的变化：小区业主发现，房价一天一个价，很快从650万涨到750万，甚至有喊价800万、1000万的。文章形容“这种情形，业主们都感到心惊”。

“

与高房价对应的，是这座城市遍地的年轻人。QQ大数据发布的《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中，深圳年轻指数高达89，位居榜首。2016年上半年，媒体报道，深圳二手房买卖中，90后买家占比近十分之一，这被视为深圳年轻人提前入市、置业群体年轻化的表现。

”

对丁叮而言，“买房”这件事是被突然推到眼前的。

推动者是她的父母。丁叮父母是上世纪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双双返回广西老家的地级市，担任教师。尽管相隔数千里，关于高房价的讨论仍搅扰着生活在小城中的父母。

父亲丁海文认为，衣食住行中，住房最难保障，凭女儿一己之力，买房之事遥遥无期，作为父母，该尽力帮助。

2016年8月中旬，丁海文与妻子请了近一周假到深圳探望女儿。顺道到东莞的学生家做客时，夫妻俩注意到周边一处新开发的小区，基础设施不错，旁边有通往深圳的高速公路。

在深圳工作，到惠州、东莞等周边城市购房，对2016年的深圳人并不稀奇。近几年，东莞、惠州销售的新房约70%是被深圳人抢购的。两地房价相对便宜，且交通便利。

回到深圳，丁海文向丁叮暗示，对当天了解到的楼盘非常满意，家里可以为女儿在那里买一套房。

没有房子，深圳一样可以是家

如果丁叮同意在东莞买房，丁海文准备卖掉老家的一套房子给女儿当首付。

丁叮关于“房子就是家”的认知，也是因为老家的房子而改变的。

那是在上初中时的一个夜晚，她与父母居住在老家一处临水的房子里。夜里，一家三口外出散步，丁海文指着路边一栋楼对丁叮说：“那是我们以后的家。”

丁叮问：“哪层呀?”

丁海文回答：“都是。”

那一刻，丁叮突然明白，房子不单指住的地方，它还可以是资产。

不过，丁叮当时并不觉得房子是稀罕物。在老家，她从没听说过谁家没有房子，或者谁需要租房住。直到上了高中，她到柳州念书，看见四处工地里，建完没建完的楼盘外都挂着横幅、标着售价，新闻中也开始出现“楼市”字眼，她才意识到“房子原来这么贵”。

丁叮是独生女，父母从小教育她“不要靠男生”。但有一点令她困惑，父母似乎认为，不能靠男生，就只能靠父母了。

毕业一年后，丁叮离开报社，跳槽到一家新媒体公司，半年后又从新媒体公司辞职，重新找工作。在找到现在的工作前，丁叮去北京参加过一场面试。去北京的钱是父母给的，女儿频繁换工作让丁海文夫妇很担忧。在他们20多年的从业生涯中，夫妻俩分别只换过一次工作，“稳定才是工作的必要属性”。

丁海文想让女儿回广西。一旦回来，房子与车子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丁叮不愿意。她的一位朋友在广州工作一年后，听从父母建议回南宁发展。在父母帮助下，朋友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两个月后，她找丁叮诉苦——无法适应家乡人际关系的转变，也割舍不下广州的男朋友。

丁叮不觉得换工作是件大事，更不愿意轻易回老家。某种程度上，这缘于她对深圳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一方面是因为落户顺利，二来这座城市年轻、包容。

2016年10月，她在北京、上海各找了一圈工作，有过对比，决定重返深圳。当她问一家之前面试过的深圳公司是否要她时，对方说了句：“随时欢迎。”

“深圳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随时欢迎’。”丁叮告诉《博客天下》。

马瑞有同样的感受。她清楚记得，3年前，第一次到深圳时，她对同事们流露出的对深圳莫名的热爱非常不解。当部门领导问她最喜欢哪座城市时，她的回答是家乡西安，对于深圳，她“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不讨厌”。

3年后。“你说我这是真爱吗?没有。但就是挺喜欢的。”马瑞说。这种喜欢在她每次回家或者出差后特别强烈。从异地返深，飞机落地深圳的那一刻，马瑞会由衷地觉得“深圳真好”，城市干干净净，天空蓝蓝的，连出租车司机的态度都格外好。

这是一座2000万人口里有1400万都是租客的城市。有媒体将深圳人分为两类：少数房东与大多数房客。丁叮与马瑞属于后者。事实上，房租占马瑞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买不起房，不久前却成为这座城市某种新型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起因是她改造了自己的出租屋，以使其更像自己的“家”。她用地板革重新铺了地板，让自己可以在回家时心安理得地“退化”成爬行动物，用纸张和布料改变房东留下的桌子、柜子与沙发原貌，又购买了暖光灯和灯带，取代原本的冷光灯，并为房门重新上漆。

▵马瑞(右)花5000块钱，将出租屋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改造出租屋的过程被她发表在所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快，帖子被大量转载，标题通常是这样的：“深圳90后女孩爆改出租屋”、“当你还在出租屋‘苟且’，90后深圳女孩已经改造出了‘诗和远方’”。

“‘爆改’?我觉得很夸张。”马瑞对《博客天下》说，她所做的不过是将出租屋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收拾收拾”，做点软装罢了，自己既非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更未曾对房子进行天翻地覆的改动。

这件事引发的热度超出她的意料，她被邀请到公开场合进行改造出租屋的分享。接收到的舆论主要分两拨，一拨属于“羡慕派”，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一拨分析，这番折腾，房东势必要涨房租，况且放这么多东西，空间难以打扫。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有这笔钱改造还不如去买房。

其实，改造的费用不过5000元上下，而在她居住的福田区，最新的房屋成交均价是83930元一平方米。马瑞推断，后一拨人对生活品质没有太高要求，前一拨人可能也有意改造居住环境，但缺乏时间或者懒得动手。

“这种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在上面，有些人觉得凑合着住，有一张床睡觉就够了，但我还是不想那么凑合，日子是自己过。”马瑞注意到，在她的影响下，身边有些朋友也开始动手改造出租屋。这让她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更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居住环境，哪怕房子是租来的。

“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

马瑞有个习惯，每年至少两次，改变一下房间格局。

比如，把床从东边挪向北边，或者将桌子从窗台边移到墙角。这种改变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新鲜感，如旅行、健身一样，刺激自己对生活的感知。

小时候在西安老家，她可以在墙上随意画画，从不会因此受到家长责骂。那时她喜欢看电视节目《交换空间》，期期不落。节目中，两个家庭要在48小时内，拿着定额资金，配合设计师为对方改造居住空间。

改变通常是天翻地覆的，看到被改造后的房子，房主们往往热泪盈眶。电视机前，马瑞跟着感动，对设计师们心生佩服，觉得他们富有智慧，能用自己的工作改变他人生活。

在改造自己的出租屋前，马瑞下载了一个专门分享室内设计的App。她惊喜地发现，在这个App上，中国的年轻人正从过去模式化的装修风格中脱离出来，开始注重自我审美的表达。

“

与此同时，一些类似“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式标题的文章突然流行开来。这次，改造居住环境的主角不是专业设计师，而是一个个出租屋里的年轻人。马瑞用在社交软件上看见的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生活态度：“家就是你一回去就可以脱bra的地方。”

”

房子是可以给人安全感的。对马瑞来说，这种“安全感”与占有它无关，而是它要呈现出你喜欢的样子，要跟随居住其中的人一天天变化。

当然，租房经历并不总是愉快。马瑞在深圳换过3次房。第一次租房时，她需与房东共享房子。与房东同居的麻烦随着时间一点点暴露，房东限制她开空调的时间，要求她每晚睡前必须将Wi-Fi关掉。最后从房子里搬出来时，双方的关系并不愉快。

即便在“寄人篱下”的束缚感达到巅峰时，马瑞也从不觉得“租房”这件事本身有问题。“如果是我一个人住的话，就没那么麻烦，只要房东与租客保持合理距离，就没什么问题。”马瑞说。

▵马瑞认为，改造房子与旅游、健身一样，能刺激自己对生活的感知

对买房这件事，她并不抵触，但暂时不作太多考虑。一是买不起，二则“看不上”。

马瑞小时候居住过的西安老家，屋子分前屋、中庭和后院，一条街上都是相熟的人，离家不远处可以种菜。那样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她对“家”的概念：家一定要见得着天光，有种满花草的院落。

反观现在的单元房，人们搭乘电梯上下，邻居互不认识。大城市里，建筑面目统一，外表冰冷。既然无法拥有一处理想的房子，马瑞不想把一辈子赚的钱花在一件自己并不真正认同的事物上。

丁叮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马瑞一致，至少现阶段是。她不觉得房子是必需品，眼下，对她来说，事业上的进步是更迫切的事。她的另一重想法是，长大意味着要把一些关系撇清楚，其中包括父母与子女的财务关系，“我会给他们，但不轻易要他们的，除非很困难的时候”。

留下才是深圳人

身处2016年一波房价上涨中涨速最快、涨幅最高的城市，丁叮能明显感受到房价对周遭带来的改变。主要是人，不光是父母，还有身边的同龄人、同事和其它长辈，所有人都在讨论房价，大家拥有了一种共同的担忧：如果现在不买房，以后就吃大亏了。

丁叮父母对房子的焦虑感在那次东莞之旅后异常强烈。尽管对“看房”一事毫无概念，2016年8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为了缓解父母的焦虑，丁叮还是决定遵从父亲的决定，去东莞看房。

她暂时不打算搬到东莞去，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搬动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她想通一件事，权且将买房作为家庭投资，父母付首付，自己偿还贷款，将来把卖房的收益回报给他们。

在朋友的提醒下，丁叮给售房处打了电话，询问售房处周末是否营业。接电话的售楼姑娘急匆匆地告诉她，售房处正常营业，但买房需提前认筹、摇号选房。在确认了丁叮的情况后，对方在微信上告诉她：“今天看不了，不用过来了。”

就这样，丁叮的第一次购房经历还没开始就被宣告结束。

2017年的第一天，丁叮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父亲告诉她，家里在南宁买了房，正准备签合同。

“签吧!新年新居!”丁叮愉快地回复。

过去数月笼罩在她心头的负罪感突然消失了。

过去这一年，马瑞在不少新闻中读到这样的故事，小两口把深圳的房子卖了，拿着这笔钱回老家豪购数套房，过上舒适的生活。她对这些新闻感觉寡淡，理由是在那些人在深圳能买得起房子的年头，她还只是个毫无积蓄的学生，“只不过现在更买不起了而已”。

与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有其特殊性。它的土地面积大致相当于北京的八分之一，上海、广州的三分之一，住宅土地稀缺、适龄购房人群占比高等因素长期推动着房价的上涨。

在马瑞的设想中，深圳未来或许会像新加坡或香港那样，房子从“必需品”变为“奢侈品”，但大多数人的住房需求仍能得到满足，因为在这座城市中，会出现大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与公租房。

这一切在她眼中不过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像老一辈人觉得一定要有存款，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存款，其实是一样的，就只是生活方式在变而已”。

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正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关口，不适应的人离开，适应的人留下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官方标语，被民间调侃为“留下才是深圳人”。

马瑞与丁叮都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因为高房价离开深圳。

“那最可能因为什么离开?”

丁叮说：“也许别的地方有自己更想要的东西。”

而马瑞给的答案是：“南方的蟑螂。”

(文中丁叮、丁海文为化名)

来源：公众号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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