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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你走运，我想写一写后厂的姑娘们。不知从哪来的勇气，我搭讪了20多个姑娘。最后的故事，全在下面了。

后厂混杂了多种风格，城中村、拖鞋女、OL丽人、眼镜男，有机结合，构成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园林工人是后厂醒来最早的人。五点，天色还没亮。他们除草，或将因大雨积满水的树坑掏干。七点，各路口的保安们开始站第一个小时的岗。八点，巨大的人流从西二旗地铁口涌出，黑车司机无孔不入逮人就问：“去哪去哪?”后厂终于被唤醒了。

起头，是滴滴两栋6层大楼，往西是百度科技园，邻居网易，网易与新浪面对面，西侧正在施工的腾讯总部大楼拔地而起。从百度科技园再往北走，迎面就是联想的新大楼了。

在这里发生了许多故事。腾讯总部大楼失火，新浪员工跑去救，网易员工第一时间发了快讯，百度员工在窗边观望。

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互联网巨头凑在一起，最大的意义在于方便员工之间互相跳槽：新浪的大楼修得最给员工长面子，被称为“苏菲”;网易的食堂让所有邻居们欣羡不已;滴滴大厦里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活力少年;腾讯，后厂江湖还未见其身，就已先闻福利待遇绝佳的传说。而未入驻后厂的搜狐，则骄傲地称它是“唯一一家工作地点在四环内的门户”。

传说中后厂村最好吃的网易食堂餐。 受访者供图

除了公司的员工，寄生于软件园的一切人都是外来者：午休的建筑工人躺在大楼的阴影下，太阳晒过来了又移动位置;流动的水果摊悄悄地告诉顾客，他们几点会出现在哪个大楼;送外卖的小哥只能在楼下暴晒十多分钟等人取餐。

后厂不欢迎外来者，没有公共的休息区域。对于大多数后厂的姑娘来说，楼外的荒芜不那么重要，后厂只是一个物理空间，她们被车拉到这里，钻进密不透风的办公楼，晚上又被车拉走。

但后厂也并非全是冰冷的印象。女白领们吃饭路上谈论着不可理喻的客户，她们走了一公里，只有在这里，才恢复了一点市井的人气。她们到最近的一家小餐馆坐下，点了一份辣炒鸡杂和红烧肥肠，在老板娘又大又尖的叫号声中，开始谈论走在前面的姑娘的连衣裙。

类似的场景并不少。当三个姑娘交谈着在路边走过的时候，两个骑着单车的民工向她们投来又喜又羞的眼神;午休时，一位穿着优雅长裙的女士坐在人少的台阶上，翘着二郎腿自拍;一对一起上班的情侣，女士走得匆忙，男士默默帮她提着滑落的书包肩带。

后厂是一座孤岛，对在这里工作的姑娘来说，形成这种感觉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地理位置上，它远离繁华地段，没有生活气息，孤独是无法避免的词语，而回到出租屋，家，又是另一座孤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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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快到了。桃子觉得自己的眼睛快要干涩到流泪。从七点进入大楼坐到自己的工位上，她连续几个小时都在做同一件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这是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枯燥到有时让她怀疑人生。

两年前，她逃离了国企，“不要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现在，她的日子又显得太望不到头了。

两年前，她没有想过自己会是这样的状态：冲劲只是偶尔爆发、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无趣。她跟大多数同事的交流停留在线上，即使就在她对面，也互不说话，“我们都是网友”。

吴月是带着对互联网公司的向往来到后厂的。学生时期，她曾在学校做过实习编辑，指导老师“整天说她的女儿”，说够了，“说她女儿的男朋友”。研究生她到腾讯实习，互联网的未来感吸引着她。现在工作两年后，她发现自己能学到的越来越少了。

有时从机械而琐碎中抬起头来，新浪的林林会产生一种错觉，恍惚间以为置身于20年前的国营大工厂，自己是一名戴着头巾的纺织女工。

园区自成一个体系，提供给他们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切——正如电视上看到的国营工厂那样，只是一切都更现代化了：咖啡厅取代了开水间，乒乓球桌被宽敞的健身房代替，车间变成一排排工位，食堂里的菜式更加丰富，手工纺织升级为线上操作。

一定程度上，今天在后厂顶着产品经理、内容编辑、商务经理、工程师等头衔的姑娘们，和多年前做着纺织女工、学徒一样，生活在公司为他们打造的完备小社会里。

午餐时间在新浪大楼下等候的外卖骑手。 图/AI财经社 袁琳

焦虑一方面来自工作的机械，一方面来自工作的无孔不入。百度的李丹一下班就会把自己的手机断网。而微信的提示音是她最恐惧的声音。“真的很烦，”印象最深的一次，她半夜12点被拉进了一个工作群，早上醒来一看，有300多条未读消息。这样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持续发生着。

后厂的孤岛效应加深了后厂花们的焦虑感。

午饭是后厂花们难得的活动时间，可这里并没怎么给她们提供走出大楼的机会。穿红黄蓝衣服的外卖小哥在中午时分成群结队驶入软件园，卖水果的杨大哥和李大哥开始在大楼间给女士们送水果。

新浪的樊凡很想在中午出去走一走，她已经厌烦了外卖，可出了公司大楼，最近的餐馆要走20分钟以上，味道好不好另说。有几次实在受不了，她跟同事打了车去西二旗地铁站附近吃饭。

由于周边设施的匮乏，大多数后厂花一天中最大的位移就是中午从楼上办公室到楼下食堂，接着又坐回到电脑前，忙碌而沉默地敲打键盘。某种意义上，后厂村“没有姑娘，只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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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厂花们的坚强和勇敢有时会超出你的想象。夏夏几乎是一眼就看上了网易考拉商务经理的工作，她知道这是她想要的。刚毕业两年的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能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她很少让自己闲下来，不知道多少次看过凌晨的后厂村。

她穿细长黑色高跟鞋，涂深色红唇，配上一头黑且直的长发，为的是让自己更老练;出差时遇到电梯停电，她一个人拎着23公斤的行李，背一个电脑包，再挎一个斜挎包，一步一步爬上16楼。并不觉得苦。

后厂的姑娘们对形象看起来没有那么在乎。杨梅的男朋友给她说，刚认识的时候以为她是高冷女神，接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女屌丝。

“我们后厂村的女人不都这样吗?哈哈哈。”她在向我说起这个段子时，笑得直拍手，模样更像范冰冰了。她化了淡妆，头发随意扎起，穿一身休闲装，脚上蹬一双中跟拖鞋。

她上一份工作在央视财经，上上份工作在三里屯，“每天都得化精致妆容，穿套装，装得人模狗样的，可累了。”她在滴滴干了三年，不想走，因为互联网的环境很自在。

“这边的女孩都很简朴，我想不洗头就不洗头，没人说什么，”她翘翘脚上的拖鞋说，“我这拖鞋还算正式的，你去园区里看看，穿洗澡拖鞋出来的都有。”

北京地铁16号线北段投入试运营阶段，为后厂白领提供了新的出行路线。

简朴是后厂花们的普遍特征。她们显得随性洒脱，或素面朝天，或化着不显眼的淡妆，喜欢用舒适的平底鞋代替高跟鞋。她们对表面功夫抱有极大的宽容，跟你擦身而过的那位背双肩包、穿运动鞋的女士，有可能是一名小编，也有可能是身价千万的大佬。

杨梅喜欢这种藏龙卧虎的感觉，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坦然地自称“女屌丝”，在看到朝阳女伴发出精致下午茶的朋友圈时，啧啧两声，默默地点个赞。

在某个瞬间，你会发现后厂姑娘们的性格是迷人的。

安徽的雨菲爱上北京的暖气，以及这里的天气。前段时间，妈妈在老家给他介绍的对象擅作主张来北京看她，看到她花1600租的小次卧，万分不解地说：“你干嘛要在这受罪呢?”一股火气涌上她心头，雨菲心想，我花我的钱过我的生活，你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她把他赶走，拉黑了。

当李晶在说一个国际新闻时，经常会发现对方一脸茫然，“大家觉得很遥远，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关注这种问题，女孩子应该关心美容美甲逛街，女孩子的朋友圈发的都是自拍、花花草草。”

她近乎坚定不移地信仰自己的职业。在孩子生病时，她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坚持一份那么不接地气的工作。但最后坚强战胜了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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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但于梦却总是忘不了那个夜晚。那是刚来北京时一个飘着细雨的冬夜，没带伞的她一个人下了班车，冷雨打在脸上，“就算我这样一直走上高速公路也没有人会管我吧?哦，警察应该会来把我教育一顿。”

于梦住的回龙观被称为睡城，有几万户北漂青年住在这里，就可能有几万种孤独。她渴望人气，却与合租的舍友刻意保持距离，关系维持在见面点头和计算水电费的红线之内。刚搬来时，对面合租阿姨突如其来的热情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特多的人我会觉得很累，不想说话。”

从南京辞职的于梦，看到后厂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对繁华帝都的想象彻底崩塌了，“我在南京可是住市中心的人”。为了更方便地到达公司，她和众多后厂花一样只能选择住在离公司5公里，打车只需10分钟的回龙观。

每天下班，她都在班车上贪婪地吸着人气，不停地找人聊天，聊八卦，聊什么不重要，回到家又只有她一个人了。这是她独有的消解孤独的方式。但这还不是她知道的关于孤独最惨的故事。她一位同事周末在家生病了，因为不想麻烦同一小区的同事，自己叫外卖送了药，“比我班车吸人气还惨”。

“后厂不堵车还可以，就是没有烟火气。” 为了与孤岛保持距离，夏夏没有选择回龙观，而是住在更远、更热闹的五道口，为此她需要付出更贵的房租和更长的时间。

雨菲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进城是什么时候了，她思忖半天，反问了我一句：“五道口算城里吗?”

后厂花们的孤独不以住处划分。即使是住在繁华的三里屯、有着众多朋友的网易的周彦，也会在马不停蹄地累了一周后的周末，接到朋友邀约时考虑再三，最终回一句“不去了”。久而久之，朋友们索性不叫她了。

对于后厂花来说，繁华的三里屯离她们的生活十分的遥远。

“大龄单身女”这个词像幽灵一样盘旋在后厂花们的头顶。周彦已经31岁了，上个中秋节，她原本和妈妈愉快地聊着天，谈到婚姻问题，妈妈突然说了句：“你让我觉得很丢脸。”这是周彦跟母亲最大的一次争吵，在向我回忆起这个细节时，她难以抑制地掉了泪。她事业有成、貌美如花，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一度是母亲的骄傲，却因为婚姻的问题，变成母亲的“耻辱”。

沈嫣已过而立之年。她看起来很年轻，娃娃脸，穿着修身小黑裙和精致的蕾丝高跟鞋，眼神里还保留着女孩般的羞涩。由于对通勤零容忍，她索性将家直接搬到软件园里面，每天的活动半径只有从家到公司的1.5公里。她的生活被两件事填满——工作和睡觉，几乎每天加班到八九点才离开公司。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沈嫣说，繁忙的工作之余，她要看电影、看书，没有时间通勤，也对逛街购物缺乏兴趣，东西都在网上买，包括做饭所需的食材。显而易见地，她也没有时间去接触新的异性，朋友都笑她眼光太高，她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要走进的感觉，以至于让我怀疑丧失了这种能力。”她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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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个周末，周彦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剧，突然，像被谁抽了一耳光，她猛地坐起来反问自己：“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她环顾曾被自己精心布置过的房子——窗边放着白纱小帐篷，上面挂满小彩灯，旁边放着钢琴，置物架上堆着可爱的玩偶饰品，她曾和朋友躺在帐篷里的软垫子上度过美好的闺蜜时光。

现在，茶几上放着刚吃完的外卖，门边的高跟鞋已经很久没穿，钢琴盖子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自己懒散得像个废人，生活是一片枯燥的空白，她心里一阵恐慌。

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在某个无聊寂寥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她们突然从庸常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最终跌落到无边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中。

每过一段时间，樊凡都会为自己买书。一定要是实体书，如果条件允许，要亲自去书店挑选，她最喜欢装修得文艺有情调的书店，言几又是她常去之一。她买的多数是畅销书，像《追风筝的人》、《解忧杂货铺》一类，小资情调的书籍也是她的最爱，比如台湾作家写的《购物》，精致的一小本，竖排，一页只装几十个字，留白比文字多。隔一段时间读一些书，她觉得心里安稳，便可以继续心安理得打开iPad看韩剧了。

东北旺西路路口的指示牌，前方就是后厂村路。图片来源于网络

吴月应付这一问题的独有方式是约朋友聚会。当她觉得生活糟透了，她会积极地撺掇朋友出来聚餐，周末的下午，三两个好友聚在一间堆满鲜花的店里，吃着甜点，喝着下午茶，各自吐槽工作生活的不幸，看着别人也生活得一样糟，吴月便欣慰地释然了。

一个人的时候，她爱看《奇葩说》和《最强大脑》，她觉得这种能引发思考的综艺，总要比一味娱乐的有意义。

周彦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必须做出改变。“我的身体是舒服的，我的精神很有压力”，她开始强迫自己8点起床跑步健身，然后跟朋友一起吃早餐，陪朋友去教堂看一看，即使自己并没有信仰。就算没有特别的事，她也要约上朋友聊聊天，尽量寻找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做，比如做饭、画画、弹琴。

沈嫣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她把虚无当成享受。“你有想要的东西或达成的愿望吗?”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不假思索地说了“NO”，生活中没有什么事值得兴奋，亦没有任何事值得悲伤。

她不爱出门，很久没坐公共交通，因为不喜欢与陌生人擦肩接踵的拥挤感，即使从家到公司的1.5公里她也要开车。只有特别特别重要的朋友或聚会，她才会选择出门赴约，大多数时间，她待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养一只猫，搭一个积木的小世界，里面是幸福的一家。

她的精神王国被书籍和电影填满。书籍偏爱历史和哲学，按着北影的教材把好的电影看了个遍，她爱阴郁的主题。

有时候沈嫣会想，自己是孤独的吗?她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孤独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与之相处。

生活单调而乏味，顽强的后厂姑娘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消解空洞感。林林给自己订了每周一束的鲜花;网易的张歆把每周三和周五定为健身日;杨梅会在每个周末认真地做一顿饭，仔细摆盘，再仔细吃掉……她们为自己树立的仪式感，仪式感让她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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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茜在后厂的最后几天。天府之国养成了她对人间烟火的强烈依赖。“难道下班不是应该约聚会、吃串串吗?这里根本没有夜生活。”这些天她一直住在西二旗的宾馆，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菜符合她的胃口，她逮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回家，三个月回了四次。北京的同事过着让她难以理解的生活，“房价那么贵，生活又好惨，难道能在这儿呆一辈子吗?”

在催促完供应商交海报的那一瞬间，吴月也想到了辞职。思量再三，还是放弃了。她工作的这两三年，互联网的风口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团购，到滴滴出行，到直播，到共享单车和短视频。互联网不断在流动，她却似乎被困住了。

一方面源自互联网动荡的氛围，一年换一次工作的频率对互联网人来说简直太正常了。另一方面，成熟的大公司体系带给人安全感的同时，也伴随着职级相对稳定、晋升机会稀缺的问题，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要升职，先熬个五六年吧。

但跳槽同样是个大难题。前几年创业正值黄金时期，许多人被创业公司高薪挖走，去创业公司是一条离开后厂的不错路径。如今资本寒冬来临，眼见创业公司像被割的韭菜一样倒下去，薪资回落不说，更无法像大公司一样为未来提供保障。“有点怕，怕失业”，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在这个一切都趋向于批量生产的时代，桃子的危机是被物化，她试过去找新的工作，但她发现最终可能只是到后厂的另一栋楼;她还担忧自己的工作有一天被人工智能代替。这已经不是杞人忧天了。

而去开拓一个新领域，对她来说又太伤筋动骨，她已经懒得折腾。辞职从婚前拖到婚后，婚后想到可能要孩子，不方便换，决定不要孩子之后，就想要不等到发了年终奖再说，最后终究没有辞掉工作。

家会在哪呢?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困扰着北漂的后厂花们。她们来自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农村，她们指着北京的方向说我要去那里，要去更广阔的国土，要去改变世界。但一切并不是这样简单。

沈嫣已经看好了心仪的居住地，具体到小区——波士顿某区靠海边的三两排房子，或者是东京旁边的一个小区。什么时候有机会去那里生活?无解。

后厂村就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出去了的人又有些慌张。互联网巨头们的校招办的轰轰烈烈，数以万计的名校学子挤破头也要进来。今年本科毕业的狄红学校的事务还没结束，便片刻不敢耽搁地回到网易实习。来北京的相当一段时间她住着青旅，随后搬到北京南站附近，每天上班需要两小时的车程。即使如此她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因获得了老师们的赞赏而欣喜若狂。

每一个生活的界限既是开端，也是结束。谁知道这些年轻的姑娘几年之后会在哪里?她们是否是典型的互联网人，她们是否能代表后厂，无从把握，因为她们绝非整齐均匀的标本。生活并非铁板一块，技术的后果可能提醒人们开始注重情感。严肃的代码可能用于戏谑，热情的开端可能继之以冷漠，潜在的力量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忠诚地度过一生。

晚高峰时人群熙攘的地铁站。

傍晚时分，伴随着夏日的余晖，后厂的姑娘们从封闭的大楼刷卡走出，各自向家的方向散去，陆陆续续，直到日光消失，夜幕降临。

夜深了，最后一名加班战士打车离开，后厂村重新投入到广袤的沉寂中。住在后厂的沈嫣看到过后厂最孤寂的样子：那么几万人突然一下就没了，只有植被和建筑在暑气中蒸腾。

工作到深夜的夜晚，沈嫣会走到阳台，望着沉默的软件园，安静地点亮一根烟。

一天结束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AI财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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