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巨头扎堆,活在后厂村的女人:孤独、焦虑、筑梦

 人参与 | 时间:2017年11月10日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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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你走运,我想写一写后厂的姑娘们。不知从哪来的勇气,我搭讪了20多个姑娘。最后的故事,全在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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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厂混杂了多种风格,城中村、拖鞋女、OL丽人、眼镜男,有机结合,构成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园林工人是后厂醒来最早的人。五点,天色还没亮。他们除草,或将因大雨积满水的树坑掏干。七点,各路口的保安们开始站第一个小时的岗。八点,巨大的人流从西二旗地铁口涌出,黑车司机无孔不入逮人就问:“去哪去哪?”后厂终于被唤醒了。

起头,是滴滴两栋6层大楼,往西是百度科技园,邻居网易,网易与新浪面对面,西侧正在施工的腾讯总部大楼拔地而起。从百度科技园再往北走,迎面就是联想的新大楼了。

在这里发生了许多故事。腾讯总部大楼失火,新浪员工跑去救,网易员工第一时间发了快讯,百度员工在窗边观望。

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互联网巨头凑在一起,最大的意义在于方便员工之间互相跳槽:新浪的大楼修得最给员工长面子,被称为“苏菲”;网易的食堂让所有邻居们欣羡不已;滴滴大厦里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活力少年;腾讯,后厂江湖还未见其身,就已先闻福利待遇绝佳的传说。而未入驻后厂的搜狐,则骄傲地称它是“唯一一家工作地点在四环内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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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后厂村最好吃的网易食堂餐。 受访者供图

除了公司的员工,寄生于软件园的一切人都是外来者:午休的建筑工人躺在大楼的阴影下,太阳晒过来了又移动位置;流动的水果摊悄悄地告诉顾客,他们几点会出现在哪个大楼;送外卖的小哥只能在楼下暴晒十多分钟等人取餐。

后厂不欢迎外来者,没有公共的休息区域。对于大多数后厂的姑娘来说,楼外的荒芜不那么重要,后厂只是一个物理空间,她们被车拉到这里,钻进密不透风的办公楼,晚上又被车拉走。

但后厂也并非全是冰冷的印象。女白领们吃饭路上谈论着不可理喻的客户,她们走了一公里,只有在这里,才恢复了一点市井的人气。她们到最近的一家小餐馆坐下,点了一份辣炒鸡杂和红烧肥肠,在老板娘又大又尖的叫号声中,开始谈论走在前面的姑娘的连衣裙。

类似的场景并不少。当三个姑娘交谈着在路边走过的时候,两个骑着单车的民工向她们投来又喜又羞的眼神;午休时,一位穿着优雅长裙的女士坐在人少的台阶上,翘着二郎腿自拍;一对一起上班的情侣,女士走得匆忙,男士默默帮她提着滑落的书包肩带。

后厂是一座孤岛,对在这里工作的姑娘来说,形成这种感觉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地理位置上,它远离繁华地段,没有生活气息,孤独是无法避免的词语,而回到出租屋,家,又是另一座孤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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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快到了。桃子觉得自己的眼睛快要干涩到流泪。从七点进入大楼坐到自己的工位上,她连续几个小时都在做同一件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这是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枯燥到有时让她怀疑人生。

两年前,她逃离了国企,“不要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现在,她的日子又显得太望不到头了。

两年前,她没有想过自己会是这样的状态:冲劲只是偶尔爆发、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无趣。她跟大多数同事的交流停留在线上,即使就在她对面,也互不说话,“我们都是网友”。

吴月是带着对互联网公司的向往来到后厂的。学生时期,她曾在学校做过实习编辑,指导老师“整天说她的女儿”,说够了,“说她女儿的男朋友”。研究生她到腾讯实习,互联网的未来感吸引着她。现在工作两年后,她发现自己能学到的越来越少了。

有时从机械而琐碎中抬起头来,新浪的林林会产生一种错觉,恍惚间以为置身于20年前的国营大工厂,自己是一名戴着头巾的纺织女工。

园区自成一个体系,提供给他们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切——正如电视上看到的国营工厂那样,只是一切都更现代化了:咖啡厅取代了开水间,乒乓球桌被宽敞的健身房代替,车间变成一排排工位,食堂里的菜式更加丰富,手工纺织升级为线上操作。

一定程度上,今天在后厂顶着产品经理、内容编辑、商务经理、工程师等头衔的姑娘们,和多年前做着纺织女工、学徒一样,生活在公司为他们打造的完备小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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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时间在新浪大楼下等候的外卖骑手。 图/AI财经社 袁琳

焦虑一方面来自工作的机械,一方面来自工作的无孔不入。百度的李丹一下班就会把自己的手机断网。而微信的提示音是她最恐惧的声音。“真的很烦,”印象最深的一次,她半夜12点被拉进了一个工作群,早上醒来一看,有300多条未读消息。这样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持续发生着。

后厂的孤岛效应加深了后厂花们的焦虑感。

午饭是后厂花们难得的活动时间,可这里并没怎么给她们提供走出大楼的机会。穿红黄蓝衣服的外卖小哥在中午时分成群结队驶入软件园,卖水果的杨大哥和李大哥开始在大楼间给女士们送水果。

新浪的樊凡很想在中午出去走一走,她已经厌烦了外卖,可出了公司大楼,最近的餐馆要走20分钟以上,味道好不好另说。有几次实在受不了,她跟同事打了车去西二旗地铁站附近吃饭。

由于周边设施的匮乏,大多数后厂花一天中最大的位移就是中午从楼上办公室到楼下食堂,接着又坐回到电脑前,忙碌而沉默地敲打键盘。某种意义上,后厂村“没有姑娘,只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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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厂花们的坚强和勇敢有时会超出你的想象。夏夏几乎是一眼就看上了网易考拉商务经理的工作,她知道这是她想要的。刚毕业两年的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能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她很少让自己闲下来,不知道多少次看过凌晨的后厂村。

她穿细长黑色高跟鞋,涂深色红唇,配上一头黑且直的长发,为的是让自己更老练;出差时遇到电梯停电,她一个人拎着23公斤的行李,背一个电脑包,再挎一个斜挎包,一步一步爬上16楼。并不觉得苦。

后厂的姑娘们对形象看起来没有那么在乎。杨梅的男朋友给她说,刚认识的时候以为她是高冷女神,接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女屌丝。

“我们后厂村的女人不都这样吗?哈哈哈。”她在向我说起这个段子时,笑得直拍手,模样更像范冰冰了。她化了淡妆,头发随意扎起,穿一身休闲装,脚上蹬一双中跟拖鞋。

她上一份工作在央视财经,上上份工作在三里屯,“每天都得化精致妆容,穿套装,装得人模狗样的,可累了。”她在滴滴干了三年,不想走,因为互联网的环境很自在。

“这边的女孩都很简朴,我想不洗头就不洗头,没人说什么,”她翘翘脚上的拖鞋说,“我这拖鞋还算正式的,你去园区里看看,穿洗澡拖鞋出来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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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16号线北段投入试运营阶段,为后厂白领提供了新的出行路线。

简朴是后厂花们的普遍特征。她们显得随性洒脱,或素面朝天,或化着不显眼的淡妆,喜欢用舒适的平底鞋代替高跟鞋。她们对表面功夫抱有极大的宽容,跟你擦身而过的那位背双肩包、穿运动鞋的女士,有可能是一名小编,也有可能是身价千万的大佬。

杨梅喜欢这种藏龙卧虎的感觉,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坦然地自称“女屌丝”,在看到朝阳女伴发出精致下午茶的朋友圈时,啧啧两声,默默地点个赞。

在某个瞬间,你会发现后厂姑娘们的性格是迷人的。

安徽的雨菲爱上北京的暖气,以及这里的天气。前段时间,妈妈在老家给他介绍的对象擅作主张来北京看她,看到她花1600租的小次卧,万分不解地说:“你干嘛要在这受罪呢?”一股火气涌上她心头,雨菲心想,我花我的钱过我的生活,你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她把他赶走,拉黑了。

当李晶在说一个国际新闻时,经常会发现对方一脸茫然,“大家觉得很遥远,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关注这种问题,女孩子应该关心美容美甲逛街,女孩子的朋友圈发的都是自拍、花花草草。”

她近乎坚定不移地信仰自己的职业。在孩子生病时,她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坚持一份那么不接地气的工作。但最后坚强战胜了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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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但于梦却总是忘不了那个夜晚。那是刚来北京时一个飘着细雨的冬夜,没带伞的她一个人下了班车,冷雨打在脸上,“就算我这样一直走上高速公路也没有人会管我吧?哦,警察应该会来把我教育一顿。”

于梦住的回龙观被称为睡城,有几万户北漂青年住在这里,就可能有几万种孤独。她渴望人气,却与合租的舍友刻意保持距离,关系维持在见面点头和计算水电费的红线之内。刚搬来时,对面合租阿姨突如其来的热情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特多的人我会觉得很累,不想说话。”

从南京辞职的于梦,看到后厂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对繁华帝都的想象彻底崩塌了,“我在南京可是住市中心的人”。为了更方便地到达公司,她和众多后厂花一样只能选择住在离公司5公里,打车只需10分钟的回龙观。

每天下班,她都在班车上贪婪地吸着人气,不停地找人聊天,聊八卦,聊什么不重要,回到家又只有她一个人了。这是她独有的消解孤独的方式。但这还不是她知道的关于孤独最惨的故事。她一位同事周末在家生病了,因为不想麻烦同一小区的同事,自己叫外卖送了药,“比我班车吸人气还惨”。

“后厂不堵车还可以,就是没有烟火气。” 为了与孤岛保持距离,夏夏没有选择回龙观,而是住在更远、更热闹的五道口,为此她需要付出更贵的房租和更长的时间。

雨菲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进城是什么时候了,她思忖半天,反问了我一句:“五道口算城里吗?”

后厂花们的孤独不以住处划分。即使是住在繁华的三里屯、有着众多朋友的网易的周彦,也会在马不停蹄地累了一周后的周末,接到朋友邀约时考虑再三,最终回一句“不去了”。久而久之,朋友们索性不叫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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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厂花来说,繁华的三里屯离她们的生活十分的遥远。

“大龄单身女”这个词像幽灵一样盘旋在后厂花们的头顶。周彦已经31岁了,上个中秋节,她原本和妈妈愉快地聊着天,谈到婚姻问题,妈妈突然说了句:“你让我觉得很丢脸。”这是周彦跟母亲最大的一次争吵,在向我回忆起这个细节时,她难以抑制地掉了泪。她事业有成、貌美如花,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一度是母亲的骄傲,却因为婚姻的问题,变成母亲的“耻辱”。

沈嫣已过而立之年。她看起来很年轻,娃娃脸,穿着修身小黑裙和精致的蕾丝高跟鞋,眼神里还保留着女孩般的羞涩。由于对通勤零容忍,她索性将家直接搬到软件园里面,每天的活动半径只有从家到公司的1.5公里。她的生活被两件事填满——工作和睡觉,几乎每天加班到八九点才离开公司。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沈嫣说,繁忙的工作之余,她要看电影、看书,没有时间通勤,也对逛街购物缺乏兴趣,东西都在网上买,包括做饭所需的食材。显而易见地,她也没有时间去接触新的异性,朋友都笑她眼光太高,她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要走进的感觉,以至于让我怀疑丧失了这种能力。”她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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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个周末,周彦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剧,突然,像被谁抽了一耳光,她猛地坐起来反问自己:“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她环顾曾被自己精心布置过的房子——窗边放着白纱小帐篷,上面挂满小彩灯,旁边放着钢琴,置物架上堆着可爱的玩偶饰品,她曾和朋友躺在帐篷里的软垫子上度过美好的闺蜜时光。

现在,茶几上放着刚吃完的外卖,门边的高跟鞋已经很久没穿,钢琴盖子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自己懒散得像个废人,生活是一片枯燥的空白,她心里一阵恐慌。

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在某个无聊寂寥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她们突然从庸常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最终跌落到无边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中。

每过一段时间,樊凡都会为自己买书。一定要是实体书,如果条件允许,要亲自去书店挑选,她最喜欢装修得文艺有情调的书店,言几又是她常去之一。她买的多数是畅销书,像《追风筝的人》、《解忧杂货铺》一类,小资情调的书籍也是她的最爱,比如台湾作家写的《购物》,精致的一小本,竖排,一页只装几十个字,留白比文字多。隔一段时间读一些书,她觉得心里安稳,便可以继续心安理得打开iPad看韩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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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旺西路路口的指示牌,前方就是后厂村路。图片来源于网络

吴月应付这一问题的独有方式是约朋友聚会。当她觉得生活糟透了,她会积极地撺掇朋友出来聚餐,周末的下午,三两个好友聚在一间堆满鲜花的店里,吃着甜点,喝着下午茶,各自吐槽工作生活的不幸,看着别人也生活得一样糟,吴月便欣慰地释然了。

一个人的时候,她爱看《奇葩说》和《最强大脑》,她觉得这种能引发思考的综艺,总要比一味娱乐的有意义。

周彦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必须做出改变。“我的身体是舒服的,我的精神很有压力”,她开始强迫自己8点起床跑步健身,然后跟朋友一起吃早餐,陪朋友去教堂看一看,即使自己并没有信仰。就算没有特别的事,她也要约上朋友聊聊天,尽量寻找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做,比如做饭、画画、弹琴。

沈嫣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她把虚无当成享受。“你有想要的东西或达成的愿望吗?”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不假思索地说了“NO”,生活中没有什么事值得兴奋,亦没有任何事值得悲伤。

她不爱出门,很久没坐公共交通,因为不喜欢与陌生人擦肩接踵的拥挤感,即使从家到公司的1.5公里她也要开车。只有特别特别重要的朋友或聚会,她才会选择出门赴约,大多数时间,她待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养一只猫,搭一个积木的小世界,里面是幸福的一家。

她的精神王国被书籍和电影填满。书籍偏爱历史和哲学,按着北影的教材把好的电影看了个遍,她爱阴郁的主题。

有时候沈嫣会想,自己是孤独的吗?她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孤独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与之相处。

生活单调而乏味,顽强的后厂姑娘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消解空洞感。林林给自己订了每周一束的鲜花;网易的张歆把每周三和周五定为健身日;杨梅会在每个周末认真地做一顿饭,仔细摆盘,再仔细吃掉……她们为自己树立的仪式感,仪式感让她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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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茜在后厂的最后几天。天府之国养成了她对人间烟火的强烈依赖。“难道下班不是应该约聚会、吃串串吗?这里根本没有夜生活。”这些天她一直住在西二旗的宾馆,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菜符合她的胃口,她逮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回家,三个月回了四次。北京的同事过着让她难以理解的生活,“房价那么贵,生活又好惨,难道能在这儿呆一辈子吗?”

在催促完供应商交海报的那一瞬间,吴月也想到了辞职。思量再三,还是放弃了。她工作的这两三年,互联网的风口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团购,到滴滴出行,到直播,到共享单车和短视频。互联网不断在流动,她却似乎被困住了。

一方面源自互联网动荡的氛围,一年换一次工作的频率对互联网人来说简直太正常了。另一方面,成熟的大公司体系带给人安全感的同时,也伴随着职级相对稳定、晋升机会稀缺的问题,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要升职,先熬个五六年吧。

但跳槽同样是个大难题。前几年创业正值黄金时期,许多人被创业公司高薪挖走,去创业公司是一条离开后厂的不错路径。如今资本寒冬来临,眼见创业公司像被割的韭菜一样倒下去,薪资回落不说,更无法像大公司一样为未来提供保障。“有点怕,怕失业”,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在这个一切都趋向于批量生产的时代,桃子的危机是被物化,她试过去找新的工作,但她发现最终可能只是到后厂的另一栋楼;她还担忧自己的工作有一天被人工智能代替。这已经不是杞人忧天了。

而去开拓一个新领域,对她来说又太伤筋动骨,她已经懒得折腾。辞职从婚前拖到婚后,婚后想到可能要孩子,不方便换,决定不要孩子之后,就想要不等到发了年终奖再说,最后终究没有辞掉工作。

家会在哪呢?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困扰着北漂的后厂花们。她们来自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农村,她们指着北京的方向说我要去那里,要去更广阔的国土,要去改变世界。但一切并不是这样简单。

沈嫣已经看好了心仪的居住地,具体到小区——波士顿某区靠海边的三两排房子,或者是东京旁边的一个小区。什么时候有机会去那里生活?无解。

后厂村就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出去了的人又有些慌张。互联网巨头们的校招办的轰轰烈烈,数以万计的名校学子挤破头也要进来。今年本科毕业的狄红学校的事务还没结束,便片刻不敢耽搁地回到网易实习。来北京的相当一段时间她住着青旅,随后搬到北京南站附近,每天上班需要两小时的车程。即使如此她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因获得了老师们的赞赏而欣喜若狂。

每一个生活的界限既是开端,也是结束。谁知道这些年轻的姑娘几年之后会在哪里?她们是否是典型的互联网人,她们是否能代表后厂,无从把握,因为她们绝非整齐均匀的标本。生活并非铁板一块,技术的后果可能提醒人们开始注重情感。严肃的代码可能用于戏谑,热情的开端可能继之以冷漠,潜在的力量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忠诚地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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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高峰时人群熙攘的地铁站。

傍晚时分,伴随着夏日的余晖,后厂的姑娘们从封闭的大楼刷卡走出,各自向家的方向散去,陆陆续续,直到日光消失,夜幕降临。

夜深了,最后一名加班战士打车离开,后厂村重新投入到广袤的沉寂中。住在后厂的沈嫣看到过后厂最孤寂的样子:那么几万人突然一下就没了,只有植被和建筑在暑气中蒸腾。

工作到深夜的夜晚,沈嫣会走到阳台,望着沉默的软件园,安静地点亮一根烟。

一天结束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AI财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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