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时候，跟同学走在中关村大街的天桥上。北京的天桥总有人趴在栏杆上，望着桥下的车水马龙，我突然好奇，“他们在看什么?”那个女孩幽幽地说，“看着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

后来的十多年，每次走过天桥，我已经无暇去顾及那些趴在栏杆上的人，变得行色匆匆。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猛然间，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已经快和“家乡”一样，“梦里不知身是客”，哪里是客居哪里是故乡，我愈发恍惚起来。

继“逃离北上广”之后，新的热文《最近有点为北京感到难过》又刷起朋友圈来。李方描述了他的很多兄弟，十年北漂之后，因为弥漫在大城市的焦虑，决心卖掉北京的房子，回乡。“那些年的北京，对我的北漂朋友们也真是友好，我不记得他们为了什么事情真正焦虑过。”而十年之后，他“感觉到这个城市对外地人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在李方看来，临街的小商小贩被清理干净，带来不便的同时，正在改变这座城市的生态。“你不可能砍掉这个生态的底座”，“很可能，由于房价、糟糕的空气和拥挤的交通，更由于失去了开放和包容的心胸。”

是否存在一个文学构建出的温情脉脉的北京，逃离北上广是否就意味着“失败”?或许，我们不需要为北京感到难过。离开又如何，我又不是北京的奴隶。

造成北京人口流失的，并不是这座城市失去了开放和包容，而是中国畸形城市区位的回调。北上广深，这些巨大的城市怪兽，恰恰是无数“X漂”们支撑起来的，所谓“逐梦”，那个梦是什么?有时我们并不知道，不过客观事实是，这些大城市拥有更公平的环境、更多的机遇、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更符合丛林法则。当年有部火爆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边有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如今，这句话同样适合北京。

有朋友开玩笑地说，“北京和上海根本就不是中国。”言下之意，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城市从生态到社会心理，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现代都市”，北京的紫禁城和胡同，早就变成了旅游景观;“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的上海，浦东也变成了金融中心。这样的城市已经比肩“发达国家”，而中国大多数城市，只不过以北京和上海为样本而已。

在北京上海生活久了，去巴黎、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除了街上的人换了肤色，几乎不会产生异乡感，但同样，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里也不会让你产生故乡的亲切。这就是现代化的代价吧，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在北京天桥上看着车来车往的人们，那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不觉间已经变成了巨大的机器，自己成了其中的螺丝钉。

客居还是故园，已经不重要。

城市机器意味着不近人情，每次高呼着逃离北上广，每年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着铺盖卷涌入这些城市。巨大的城市，必然以消费底层劳动为前提，北京的菜价(尤其是南城)比很多中小城市都便宜，我们享受着外卖小哥、餐馆小妹的廉价服务，工人们以最高效的速度不断建设着地铁和高楼……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参与过社会调查，每次问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来打算，十个人有九个会憨厚一笑，“挣点钱回家开个小店”。

那时，我才真切地了解到，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北京，其中一半没有户籍，小到居住证，大到子女上学、父母养老，都有巨大的门槛。很多人踏上北京的一刻，就已经明白这座城市的“不友好”，从开始建设二环路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还有各种戴着红袖标、警觉性极高的北京大妈盯着你，却没有可以预期的城市几分落户制度，从这些角度看，随着外地人比例的增加，北京的友好程度还在近年提高了。

之所以北上广有更多希望，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阶层的流动一度非常迅猛，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表现，孙立平老师的《断裂》对此有更精辟的论述。但是，这些城市变得庞大和完备，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也不像原来那么激烈，当个“倒爷”就能发财的时代已经过去，全民双创的梦想，不过还是看着两个姓马的爸爸玩资本游戏。有次我去见我的研究生导师，他跟我说，“奕名啊，你从小城市到北京，成了企业中层，已经完成了一次向上流动，再想上一层就不容易了，你儿子还有希望。”老爷子的话有点残忍，却很真实。

如果用“文化再生产”的理论来解释，社会阶层的流动本来就很难，或许这种稳态才是“正常”，那种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剧变反而是偶然。但近年来被说烂的“阶层固化”，却面临一个问题，成熟的社会结构应该是纺锤型的，当下我们却是金字塔式的。底层社会的人数更多，他们曾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效益，但久而久之，谁来安放他们的青春和未来?

谈到这里，似乎有些灰色。去年我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在了北京南城，小区对面是一个巨大的菜市场，据说有着全北京最便宜的菜价，周围有好多老旧的小区、残破的餐馆，一到夏天餐馆门口充斥着南腔北调的叫卖。可是去年开始，那些餐馆、小卖部、廉价的幼儿园一家家的关掉，贴着“招租”的字样，无人问津。他们离开了，其中很多人应该就是站在北京天桥上的那些人，看不到希望，他们离开了。

早在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比上一年同期减少18.1万人，这种减少很大的原因是关停了一大批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当年火爆的动批、大红门等等，都从北京的城市生活中消失。低端产业的消失，固然有城市规划的强力因素。但是这些中低端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早已被淘宝和京东冲击得不成样子。而到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抛开城市规划，从个人选择层面，告别北京的原因有两种：中产阶级的焦虑和底层社会的绝望。

中产的焦虑在于守不住未来，底层的焦虑在于没有未来。

可是，这个未来，一定要在北京吗?如果中国始终分成“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两个世界，那才可怕。我们的故乡不只是乡村，还有大量的二三线城市，那里同样需要活力。曾经，北京像个巨大的黑洞，把周围的城市吸干，如果这个黑洞无限扩大，才是整个华北经济圈的末日。让二三线城市“现代”起来，不仅仅是建起一堆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城市的灵魂，是人。无论是凋敝的东三省、发达的长三角、急需转型的珠三角，还是后发的西部城市，都有大量的二三线城市。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像“农村包围城市”，大量的农业人口被赶上楼，却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相去甚远，改变这一切的方法，只有逆向影响，有更多一线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推进。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只留下畸形发展的北上广深、被房地产泡沫催大的二三线城市、凋敝的乡村，那才是中国社会的危机。

可怕的不是回去，而是回不去。最近跟一个同事聊起，从四线城市一路上学、留京、成家，那种与现代都市脱节的小城市已经“回不去了”，这种“两个世界”的隔阂，才更让人伤感。当我们不同地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平”，我们这种隔阂才最终消弭。

恰好有同事跟我提离职，她要跟先生回到江南的一个小城市生活，那里没有雾霾，青瓦白墙小桥流水。我想不出什么理由阻止她。北京有更多机会，故乡有更多温情，有得有失，有人将焦虑视为动力，有人将焦虑视为包袱，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在乎每个过程而非结果。

无论离开北京，还是逃离这里，我都祝你们幸福。

文章来源：非典型佛教徒 作者：陈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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